英国与武昌起义后的南北和谈(2)

(二)

　　为了取得操纵权,控制未来的政府,英国在促成南北和谈的问题上表现得相当积极｡此段时间,朱尔典与袁世凯过从甚密,几乎每天都见袁世凯｡开始,黎元洪坚持建立民主共和国,而袁世凯却主张君主立宪,谈判成为僵局｡袁世凯便把刺刀提到日程上来,派军队猛攻汉阳并于11月27日占领｡迫于无奈,黎元洪只得同意袁世凯关于建立君主立宪政府的要求｡12月1日,南北双方签订了《武汉地区停战协定》｡朱尔典便立即授权英国驻汉江领事葛福作为见证人,以防止任何违背协议条件的情况｡12月3日,双方开始停火,并进行休战谈判｡

　　然而,情况又发生了变化｡12日2日,革命军攻克南京｡军事上的胜利坚定了革命党人对未来的信心,要求建立共和政府的呼声又高涨起来｡他们认为:“实行共和制是确保消灭朝廷的关键,而且是唯一能满足人民愿望的办法｡我们在战斗,因为我们认识到,如果把当今皇帝保留下来,即使仅在外表上保留满人的影响,就总会有危险,而永无和平和安全可言｡”(《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页｡)这就使袁世凯建立君主立宪政府的计划难以实现｡

　　面对和谈的僵局,朱尔典精心策划对策｡他周旋于各国公使之间,鼓动他们采取一致行动,对南北和谈加以敦促乃至施加威胁｡12月15日,北京公使团采纳了朱尔典的建议,由英､美､德､法､日､俄六国公使联合照会唐绍仪､伍廷芳,照会全文为:“顷奉各该国政府命令,拟不用正式公文,敬陈议和大臣之前:现在所办之事,系拟议各款,以复回中国和平｡中国现在仍然争战,各该国视为中国地位危险,有碍治安,即于各国实在利益亦属有碍,并致极危险之地位,各国以向确守中立,现虽不用正式公文,仍应请两方议和大臣注意,须早日解决和局,以息现争,谅两方亦具同此意｡”(《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213页｡)此照会看起来不偏不倚,实际上是在警告革命党人应向袁世凯妥协｡英国等列强此时已经去掉所谓“中立”的伪装,赤裸裸地干涉中国的内政了｡

　　为促使和谈早日成功,英国在经济上大力扶植袁世凯｡外交大臣格雷指出:“除非现在给予袁政府临时的金融援助,否则,在袁的国库已枯竭的情况下要想在目前的停战以后,与革命军达成一个解决问题的协议,可能性甚小｡”(《美国外交文件》1912年,第104页｡)按照格雷的意旨,朱尔典建议四国银行团向袁世凯提供一笔借款｡但是,此时革命党人仍然攻势凌厉,在占领区域内抵制外国商业的危险性甚大,因此,英国仍有顾忌,不敢也不愿与革命党人闹翻｡格雷､朱尔典等苦思冥想,最后选择两头讨好的办法,提出借款给袁世凯的条件是首先“通知汉口与上海的革命党,说明借款的目的系促进和谈,并取得他们的同意”｡(《德国外交文件有关中国交涉史料选译》第三卷,第208页)英国的这种图谋当然受到革命党人的抵制｡他们严正指出,如果英国和其他列强携手合作贷款给袁世凯,革命党人将在长江流域范围内进行大规模的抵制英货活动｡革命党人的坚决态度,使得在长江流域有巨大商业利益的上海各界英商立即反对政府的借款做法,英国政府被迫改变初衷,因此以英国为首的四国银行团借款给袁世凯的计划未能实现｡

　　在共和与立宪问题上,革命党人没有向袁世凯妥协,并顶住了英､美､法､德､日､俄六国的照会｡在国会选举中,孙中山以12票赞成,1票反对的绝对多数当选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并于1912年1月1日宣誓就职｡为了使刚成立的中华民国获得列强的承认,伍廷芳奉孙中山之命,在电告各国的《对外宣言书》中指出:中华民国以前“满政府与各国缔结之条约”,“所借之外债及所承认之赔款”,“各国国家或各国个人种种之权利”,“各国人民之生命财产”,都一概加以承认,并“更深望吾国列入公法所承认国家之团体之内”｡(《孙中山全集》中华书局,1982年版,第二卷,第11页｡)

　　然而,英国当局认为,要促成南北和谈的成功,必须孤立､压制革命党人｡英国等列强不但不承认南京临时政府的合法地位,而且在财政上卡南京临时政府的脖子,英国经手的长江流域及华南各省海关的收入通通被控制起来｡朱尔典在致格雷的电中指出,英国方面将采取措施,预防通商口岸脱离清政府而落到革命党人手中,被他们控制关税,用于军用或其他迫切需要｡革命党人要求把海关的收入放在新政府的银行里,双方均不得动用｡而英国的海关当局却坚持:“关税一定要存入总税务司或领事帐内,最好存入汇丰银行”,“等列强承认新政府后再作处理”｡(《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0､331页｡)对清军于11月27日收复汉阳,英国的海关官员如安格联之流拍手称快｡他们希望清军收复长江流域各省及上海后,把持海关收入的英国便能让清军“毫无困难地弄到一笔借款,然后不慌不忙地克服其他各省｡”(《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43页｡)安格联格外迷恋袁世凯把持的北方政府,“一直在想一个怎样能帮助北京政府渡过难关的办法｡”打算在“谈判成功取得借款以前,北方的税款就可以用来接济北京渡过难关”,(《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5页｡)但他对南京临时政府却格外刻薄,在1912年1月5日致朱尔典的函中,主张“有必要给税务司以支持,以便他们能够坚持反对地方当局的指示”,并且建议不承认各地方革命政府所发行的钞票,要各地“一律用现款付税”｡(《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7页｡)英国不但控制海关的收入,而且还企图利用所控制的口岸,阻挠革命党人运军火进海关｡为了光复上海,革命党人用船载军火从青岛转日本到上海上岸,安格联对没有能够及时发现并禁止此事深感遗憾｡他说:“如果我能知道军火是什么船载来的,也许可以想办法加以控制｡”(《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中华书局,1983年版,第334页｡)

　　在英国的破坏下,新成立的南京临时政府财政上处于枯竭状态｡“革命派首领们进行军事的和政治的斗争的主要困难是款项问题｡”(《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下册,第499页｡)同时新政权也得不到列强的承认,外交上处于孤立无援的境地｡在绝境面前,革命党人只有选择再次与袁世凯进行和谈,以期革命能够廉价地取得胜利｡

　　不过,革命党人对民主共和的信心仍很坚定｡正如一位西方作家所说的:“中国的共和派们对自己的目标矢志不渝｡而全国的绝大多数,和他们站在一起｡”(A·T·布朗《中国革命》纽约,1912年版,第175页｡)对此,英国政府不能不加以考虑,外交大臣格雷指出:“支持赞成君主制的北方,可能促使南方以共和国的形式分裂出去,如果可能的话,避免这样一种分裂是可取的｡”(《英国蓝皮书有关辛亥革命资料选译》上册,中华书局1984年版,第319页)朱尔典也说,虽然“维持满洲朝廷,实行君主立宪乃是最良方案｡”但是,“现在既以无法强制革命军接受这一方案,就只好从谈判决裂和成立共和政府这两害之中选择其一｡”(《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300页｡)莫里循也重弹过去老调:现时舆论既然极力主张共和,最好的解决办法是:“使满洲皇室退至热河,建立共和政体,推举袁世凯为大总统｡”(《日本外交文书选译》,第297页｡)出于上述考虑,英国政府及金融界转而劝说袁世凯在同意革命党人的民主共和的条件下同南方谈判,结束南北对峙,兵戎相见的局面｡认为只要能够在中国建立一个统一的受英国控制的政府,即使接受共和政体也无关紧要｡他们知道袁世凯是必定要搞独裁的,“只要他活着就想当独裁者,不论政府是君主立宪制还是共和制”｡(《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790页｡)因此,没有必要在关于政体问题上作太多无益的争论,只要把袁世凯推上临时大总统的宝座就行了｡

　　为了操纵未来的政府,英国还迫使其他列强与英国的行动保持一致｡日本《朝日新闻》驻北京记者神田正夫在给莫里循的信中曾指出:“共和形式的政府至少在现阶段对中国不适合……如果中国盲目地被共和制的华丽理论所迷惑,而不加考虑地采用它,其自然的结局是寡头政治的专制政府以及领袖之间的摩擦,并导致中华帝国的崩溃｡”(《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08页｡)日本伊集院也对袁世凯发出通牒:“无论在什么情况下,日本政府不承认在中国建立的共和政府｡”(《清末民初政情内幕》上册,世界知识出版社,1986年版,第815页｡)并威胁,在必要时日本将出兵干涉中国｡日本与英国唱对台戏,英国大为不满,就此事,英国政府训令驻日本大使麦克多纳向日本外交部提出强烈的抗议｡日本由于与英国有同盟关系,经济上有赖于英国,不得不在此问题上让英国三分｡正如1912年1月24日德国外部代理秘书麦曼为总理所作的说帖中所说的“日本驻华公使伊集院本系主张采取强硬手段,利用中国乱事者｡据云近因英国压迫之故,已由东京方面饬令该使稳慎行事｡”(《辛亥革命》(八)中国近代史资料丛刊,第439页｡)但日本也满腹牢骚,指责:“英国在这次革命中的行动……纯粹是自私自利的,完全是为着保护它自己在扬子江流域的利益,……而毫不顾及日本的利益｡”(A·M·波列;《日本的外交政策》伦敦,1920年版,第70,71页｡)但迫于无奈､日本不得不宣布同意英国关于在中国建立共和国的主张｡其他在华列强也纷纷表示赞同｡

　　英国多方面活动的结果,满足了革命党人进行南北和谈后建立民主共和国的要求,同时达到了自己的政治目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