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

   对辛亥革命的伟大意义，90年来已有基本肯定的评价，差别只在伯仲高低之间。但上世纪80年代以后，有少数著作和文章认为辛亥革命打断了清末中央政府主导的现代化进程，孙中山等人号召的“民主立宪”和“社会革命”更是超越历史发展阶段的激进主义的表现。其潜在的意思是说这场革命不仅失败了，而且它从根本上就缺少正面的贡献。针对这种违背历史逻辑的臆断，本文拟从正面对这场革命的深远意义略加申说。辛亥革命是学习西方，自强维新道路与反帝 

              反封建革命斗争道路的高度结合

 1840年鸦片战争的失败，使中国沦为附属于世界资本主义体系的半封建半殖民地社会，在这种“数千年来未有之变局”面前，中国内部存在着三种应变态度或者说道路抉择。

   第一条道路是封建统治集团中顽固守旧分子的道路，其特点是前倨后恭，要害则是死抱住自己的权位和既得利益。他们起初怀着“天朝上国”的虚骄心态，对“外夷”不屑一顾，闭关锁国而自以为是天下中心；在被“外夷”打开门户之后，把自己的屈辱行径美其名为“抚夷”，把赔款、割地、通商视为“控制而羁縻之”的手段；而在经过八国联军的扫荡之后，则连一点义愤和做作也消失殆尽，剩下的只有甘当“奴隶的总管“的满足和感恩了。守旧派中的略思振作者，也只能开出“尚礼义”、“正人心”、“厚风俗”、“施仁政”之类的古旧药方。对此，连奕祈、李鸿章也不以为然，宣称“如别无良策，仅以忠信为甲胄，礼义为干撸等词，谓可折冲樽俎，足以制敌之命，臣等实未敢信。”如果依照顽固守旧派的道路走下去，中国就无法摆脱半封建半殖民地的地位，当然也谈不上独立富强。

   第二条道路是部分开明大吏和与封建势力有千丝万缕联系的改良派知识分子想走的道路，从19世纪60年代开始的洋务运动到90年代的维新运动，直至20世纪初的立宪运动，均是这一思路的轨迹。这批人部分继承了林则徐、魏源等先驱“师夷长技”的思想，提出并实施了若干学习西方、求变图强的主张和行动，在半个世纪中经过了从学“西器”到学“西法”、从官办实业、官办新式教育到民办实业、民办新式教育的发展变化，并对人民群众作了一些政治和文化的思想启蒙。这是一条有限变革或者说温和改革的道路，它的意义在于为社会的质变作了若干量变的准备工作。但由于这条道路“具有有限性、保护性、防御性和贵族性”，在强大的帝国主义和顽固的中国封建势力面前，要么轻而易举地被击败，要么与第一条道路合流，成为顽固守旧派的殉葬品。

 第三条道路是人民群众（当时主要是农民）所走的武装斗争的道路。鸦片战争10年后发生了震惊中外的太平天国起义；到19、20世纪之爆发义和团运动。这些农民战争和农民运动，或者以反对国内封建统治阶级为主，或者以反对外来侵略为主，都在不同程度上打击了革命的敌人，从某些方面推动了中国社会的发展并为后人积累了革命斗争经验。   

从武装革命的斗争方式上来谠，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太平天国革命——义和团运动这条道路的继续和进一步发展，它发扬光大了人民群众的革命传统；从革命的内涵和最终目标来说，辛亥革命又继承了中国近代以来坚持学习西方先进文明的正确路向，即达到了武装革命与争取实现中国早期现代化两者结合的高度。孙中山曾说：“我们革命的目的，是为众人谋幸福。因不愿少数满洲人专利，故要民族革命；不愿君主一人专利，故要政治革命；不愿少数富人专利，故要社会革命。”他又说，“欧美近来的文化才比中国进步，我们羡慕他们的新文明，才主张革命。此刻实行革命，当然是要驾乎欧美之上，（把中国）改造成为世界上最新、最进步的国家。”这说明，辛亥革命的思想基础最富于时代精神，革命目标更明确远大。它立足于第三条道路，汲取了第二条道路的某些合理主张，而抛弃了其中的妥协幻想，从而给顽固守旧的第一条道路以致命打击。辛亥革命的宣传造成人们思想的进一步解放    客观地说，中国近代真正有效的社会宣传是从维新时期开始的。当时中国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创办了一批报刊杂志，康有为、梁启超、严复等人运用其生花之笔，宣传进化史观，介绍西方社会制度和自然科学知识，分析中国积贫积弱、面临瓜分豆剖的危急形势，枇判“恪守祖训”的守旧思想，提倡在中国进行政治、经济、文化教育等方面的改革，造成了近代史上的首次思想解放。但是他们幻想依靠皇帝的权威，在不彻底改变封建制度的基础上，达到让上层资产阶级参政和发展资本主义的目的，否定革命的正义性和改造整个社会基础的必要性，因而只认量变，不主质变；提倡民权，却又认为没有文化的劳动人民不配享受。所以这种启蒙不仅不彻底，而且含有不少误导和新的蒙蔽。 

  与此相反辛亥革命时期的革命志士们不仅宣传爱国反帝，还大力抨击清政府的昏庸腐败、丧权辱国，鲜明提出只有革命才能挽救中国的危亡。邹容的（（革命军》热情讴歌被压迫人民的革命的正义性和巨大的历史作用，对广大人民的悲惨境遇表示极大的同情，并指出祸根在“内受满洲之压制，外受列强之驱迫”，因而只有用革命手段“扫除数千年种种之专制政体”，建立“中华共和国”，“再扫荡干涉尔主权外来之恶魔”，才能给中国开出一条生路。革命派从民主观念出发，驳斥了君权神圣不可侵犯的说教；批判三纲五常，斥责那些满口仁义道德的封建卫道士正是杀人不见血的刽子手；号召人们从封建的思想枷锁中挣脱出来。（（革命军））提出进行“革命之教育”，使人人“当知中国者中国人之中圉也”，“当知平等自由之大义”，“当有政治法律之观念”，进而养成“独立不羁之精神”、“乐死不辟之气概”、“尽瘁义务之公德”、“以进人格之人群”，疾呼“愿我同胞……拔去奴隶之根性，以进为中国之国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