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的历史地位和意义(2)
辛亥革命网 2011-03-21 00:00 来源： 作者：罗福惠 查看：
在1905年至1907年发生的革命派与改良派的大论战中，革命派还击了康有为、梁启超等反对民族革命的谬论，揭露了清王朝一贯推行民族压迫的罪行，阐述民族主义的真实意义。他们还指出因革命而流血是不可避免的，“革命者，救人救世之圣药也。……吾因爱平和，而愈爱革命。何也？革命、平和，两相对待；无革命则亦无平和，腐败而已，苦痛而已。”也只有革命才能救亡，“欲求免瓜分之祸，舍革命末由。……外人之所以敢觊觎中国者，以中国政府之敝败也。颠覆政府，当以兵力，去其敝败，而瓜分之途塞。”他们还批判了反动的国家主义谬论，指出背离民族革命、民主革命而谈爱国，只是改头换面的“保皇主义”、“服从主义”、“奴隶主义”而已。革命派还批驳了改良派称中国人“程度未逮”，不配享受民主共和的谰言，指出“政治革命”就是“国民革命”，这是大势所趋和人心所向，“中国数千年来都是君主专制政体，这种政体，不是平等自由的国民所堪受的”，“是恶劣政治的根本”，必须以民主制度取而代之；“广大的人民群众也都甘愿接受新秩序，渴望着情况改善”，所以中国完全能够实行民主共和制度。他们还一针见血地指出梁启超鼓吹“开明专制”论，目的是要中国人民永远仆伏于皇权统治之下。
通过宣传和论战，民主、共和、平等的进步观念逐步在中国社会传开，这既为辛亥革命的发生、南京临时政府的成立作了舆论准备，也使得其后的“洪宪帝制”、张勋复辟等倒行逆施无由得逞，还为1919年前后的新文化运动奠定了一些基础。 辛亥革命推动了中国政治制度的变革 当1897年改良派正千方百计对中国的封建专制制度作弥缝补苴的边际性改革时，孙中山已完全看出了旧政权旧制度的不可救药，“无论为朝廷之事，为国民之事，甚至为地方之事，百姓均无发言与闻之权；其身为官吏者，操有审判之全权。人民身受冤枉，无所吁诉。且官场一语，等于法律，上下相蒙相结，有利则饱其私囊，有害则各委其责任。……至于创造薪器，发明新学，人民以惧死刑，不敢从事。所以中国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到20世纪之初，孙中山已坚定主张“以一个新的、开明的、进步的政府来代替旧政府”，他提出的“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建立民国，平均地权”十六字纲领，是建设一个理想的现代国家的高度概括。
在辛亥革命的高潮中建立的南京临时政府，是孙中山建政学说从理论到实践、从设想到行动的发展，是在中国首次实施民主共和政治的尝试。它宣告了在中国延续两千多年的君主专制制度的覆灭和亚洲第一个民主共和国的诞生，这是“我国有史以来所未有之变局，吾民破天荒之创举”。南京临时政府是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府，在当时具有革命性和前所未有的民主性。
最值得注意的是南京临时政府制订并公布了《临时约法》。这一较为具体、完备、系统的根本大法的产生，确定了中国民主共和的政治制度和政权组织形式，规定了全国各族人民的平等地位和享有的权利及应尽义务，其目标不仅是保卫民主革命的成果，还要保障中国在民主共和的道路上继续前进。这是南京临时政府立法建制的重要成就，也是中国宪政史上的重要篇章。所以毛泽东曾说：“民国元年的《中华民国临时约法）），在那个时期是一个比鞍好的东西；当然，是不完全的，有缺点的，是资产阶级性的，但它带有革命性、民主性”。正因为（（临时约法》是当时民主共和思想的结晶，所以此后国绕着它的存废出现过多次斗争。
现代化理论认为，后发展国家要从传统社会转变为现代社会，一个重要环节甚至可说关键所在是“现代化领导阶层的巩固”，即是说国家政权要掌握在具有现代化意识和决心的领导者手中，要建立一个以法制为基础的、民主的、有效率的政府，以动员全国的物力人力资源，才能实现这一艰难的转变。清政府数十年的作为，说明它不堪此重任。因而辛亥革命成了实现领导权转换的必然途径，造成了一个重大契机，其对于政治现代化的意义主要在于这里。
辛亥革命促成了民族工商业的发展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