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祖父郝鹏程(3)

　    1927年4月12日，蒋介石背叛革命在上海发动反革命政变，但冯玉祥仍表示愿与共产党和武汉革命政府继续合作，由陕西出师河南与武汉的国民革命军共同北伐。5月，杨虎城奉冯玉祥命，率部东出潼关，郝鹏程参加了这次北伐。郝鹏程随军西路北伐，一路所向披靡，很快消灭了盘踞在河南的军阀，于6月1日会师中原。正当革命形势高涨，北伐节节胜利的时候，蒋介石反共屠杀共产党员，郝鹏程的好朋友共产党员史可轩被杀害了，魏野畴壮烈牺牲了，杨虎城部队被逼离陕入驻安徽，处境极为困难，面临被消灭的危险。郝鹏程目睹这一切，劝杨虎城不要追随蒋介石，也不要跟着冯玉祥。之后，杨虎城出国赴日本考察。

  　  杨虎城从日本回国后，部队经过一段整饬训练，于1929年2月开拔入胶东，进入剿灭山东巨匪刘桂堂（刘黑七）、顾震等土匪的战役中，郝鹏程在这次战役中又立了功，被提升为特种营营长。4月，杨虎城接受了蒋介石的指挥，所部改编为国民革命军新编第十四师，并接纳了蒋介石的亲信马青苑，任命其为旅长。对这一切，郝鹏程都极为不满，他常以杨部创业的功臣自居，与杨虎城大吵、当面顶撞，最终脱离了部队去了徐州经商。

　    1930年11月，杨虎城率部回陕，出任陕西省政府主席、西安绥靖公署主任兼十七路军总指挥。此时杨虎城大扩军、大奖赏功臣，但并没忘郝鹏程这位六哥，他欲对六哥有个安排，但郝鹏程对杨虎城的参谋长王一山，师长冯钦哉有成见，时常对立，为此，又和杨虎城发生争执甚至当面大吵，杨虎城只给郝鹏程挂了个领饷的参议名分。

   　 郝鹏程在杨部与孙蔚如、赵寿山、姬汇伯等，特别是赵寿山的关系密切，所以，虽然他官职不高，但在上、中层中，享有较高声誉。赵寿山、孙蔚如、姬汇伯等除在生活上给他有些津贴外，姬汇伯等人还拿出资本，由郝鹏程负责在西安开了家汇通汽车运输公司，来往于西安和兰州之间，除了运输一般货物，主要给商人包运大烟土，不用纳税，不被检查。但为时不久， 1933年蒋介石的势力逐渐插入陕西，蒋介石先逼走时任陕西省政府秘书长的共产党人南汉寰，又以突然袭击的方式撤消了杨虎城的省政府主席职务。郝鹏程的特殊生意关门停业，他在西安东关景龙池杨虎城赠与的宅院中与二太太住了下来，但好动不安分的他，又开始学农艺，在灞桥买了几亩地，整日钻在地里倾心种植果木，好似跳出三界，不再过问政事了。

　    1936年12月12日西安事变，杨虎城准备兵谏捉蒋，用兵之时，他再次想到了猛将六哥，因此郑重委任郝鹏程为南路总指挥，命他率兵经商洛出荆紫关攻打豫南蒋介石的部队。毫无疑问，郝鹏程欣然受命上任，摩拳擦掌，准备大显身手。然而随着周恩来亲临西安，劝阻张学良、杨虎城释放蒋介石和平解决西安事变，局势再次发生转变。杨虎城取消了郝鹏程率兵攻豫南的命令，赵寿山重新安排郝鹏程在西安市东关警察分局任局长。从准备率兵打蒋介石，突转为在地方维持治安，一波三折，这令郝鹏程一肚子憋气，但随后更憋屈的事接踵而来。放虎归山的蒋介石，背信弃义，出尔反尔，扣押张学良、逼迫杨虎城辞职出国考察、迫害打压十七路军、清除杨虎城的亲信丝毫不手软，郝鹏程首当其冲，仅当了不到两个月的分局局长，就被蒋介石派人撤换。一天晚上，突然来了几个声称“上面派下来的”人，冲进郝鹏程的住所，先是将他捆绑吊起来一顿暴打，然后搜走了他的三百多元积蓄说是“充公”。郝鹏程身心受伤，失望透顶，于1937年从西安搬回临潼栎阳老家，在家田里划出十几亩地栽培果树，并在果园中盖了房子，同二太太生活在一起。

　    郝鹏程从骨子里憎恶蒋介石和胡宗南，他朴素的认为；共产党打蒋介石帮他出恶气，共产党会得天下，会成功的，加之几个儿子在陕北闹革命并参加了共产党，所以他义无反顾的拥护和支持共产党。他把自己的果园住宅变成了中共陕西省委的地下交通站，整日来往吃住的人大都是中共的地下党员、交通人员、赴陕北参加革命的人员，习仲勋、汪锋、以及当时的陕西省委交通巡视员卫平（解放后临潼县委副书记）等革命老一辈、革命家，都曾受到掩护和接待。郝鹏程把院门里的前厅墙壁，特制成夹壁墙，专为给共产党藏枪用。几十年后，后代儿孙们常用拳头轻敲着这堵墙，骄傲自豪的给来人讲述。

   　 1949年3月陕西临潼解放，1951年临潼栎阳进入民主改革，土改分田运动轰轰烈烈，郝鹏程的家庭势必要受到冲击，但他出于对共产党的特殊感情，还是能够理解和支持的。他命家人把地契、水车、骡马大车、各类较大型的生产工具、家俱、绸缎细软等等，满满实实摆在院落，全家男女成年人恭恭敬敬站立，等候土改工作组来清点收缴，以表示自己的积极主动态度。他赞成把土地、资产全部没收并分掉，但希望能看在曾经他对共产党地下工作出过力的份上，有所照顾，给他点政治面子。然而，工作组负责人及一些年青的成员，并不理解这一切，他们把郝鹏程作为恶霸大地主批斗，打耳光，严厉训斥，抄家砸家俱，毁祖宗牌位，武装管制，每日派民兵把守在郝家大门，让郝鹏程心灰意冷，又无可奈何。他给在兰州时任西北军区政治部秘书长兼联络部长的儿子范明写信诉说苦衷，此时范明正在筹备和平解放西藏进军西藏的工作，即将率领二千余人徒步翻越唐古拉山进军西藏。范明于1951年2月给西北局习仲勋书记写了一封信反映情况，习仲勋接到信后，于1951年3月1日给西北局发电报，电文如下：“范明反映，他家家俱、牌位被砸，他父亲被斗被打，是找了几件历史陈账等情。据悉范明家庭应订富农成分，他父亲如无大的恶迹可以不斗，对干部家庭应加适当照顾，特别是范明已准备入藏工作，以免影响情绪，是否适当请考虑决定”。随后，时任陕西省委负责人之一，西北局统战部部长汪锋也与范明面谈，认为郝鹏程是西安围城和“双一二”事变的参与者，抗日战争和解放战争时期又积极掩护中共工作人员，实属事实，应当对郝鹏程特别保护。最后，由西北局通知了在西安工业局任局长的二儿子郝伯雄，将郝鹏程从老家接到西安东关景龙池故居住下，发一定生活补贴。

 　   1955年2月，陕西省政协第一届委员会成立，在235名政协委员的名单中，郝鹏程作为“特别邀请人士界别”45名委员中的一员，于同年2月25日至3月2日参加了第一届委员会第一次全体会议。郝鹏程郑重的为选举张德生为省政协主席，孙蔚如、刘文蔚、杨子廉等7人为副主席投下了自己的选票。这段时间他心情特好，他非常积极、乐意的参加会议，他说能见到一些熟悉的面孔，还受人尊重太好了。担任政协委员，这在一定程度上给了郝鹏程莫大的宽慰，也是对郝鹏程政治上的一个认可。然而性情暴烈、刚愎自负、一生跌宕起伏，得意时少，失意时多的郝鹏程，此时已患上了胃癌，终在被病魔折磨的骨瘦如柴，失去人形的1956年5月撒手人寰，把自已的故事画上了句号，享年70岁。