怀念我的祖父郝鹏程(4)

　    时任西安工业局局长，中共党员，郝鹏程的二儿子郝伯雄，在给自己的妹妹郝克秀报丧时沉重的说：“唉，父亲脾气不好，也不是共产党员，但他把儿子一个个送上革命道路，一辈子为共产党工作，一辈子没走弯路。”

  　  郝鹏程的三儿子范明（原名郝克勇），中共党员、著名的陕籍共和国开国少将，在自传中这样写到：“我父亲爱国，同时也是个旧军官。我崇拜父亲，因为他是神话般英雄人物鹞子高三的徒弟。我后来仍然尊敬他，因为他一身的豪迈气概。他从来不趋炎附势、不向强权低头、不怕困难、勇敢坚强，曾经对清朝和军阀英勇作战，并且成为共产党的挚友。”

  　  郝鹏程死后被埋葬在临潼栎阳镇郝邢村的田间，坟头不大，既无醒目碑刻，也无太多人祭祀，如同村民一样平淡安静，就连临潼县的县志里也因总总缘故，无郝鹏程的任何一笔记载。然史无前例的文化大革命，这种平淡被打破，村上红卫兵起坟挖尸，并用锄头砸碎头盖骨，抛撒了所有骨渣。郝鹏程这次完全彻底的与家乡土地融合了。

  　  郝鹏程一生娶有两房妻室，结发头房妻子是毗邻郝邢村的东堡子村一位寡妇的独生女，两村相距很近，中间仅隔着一个不大的涝池。该独女小名叫“一姐娃”，后随母亲招赘的山东籍范姓继父姓范，入教后起了教名；范淑珍。范淑珍个头高大，肤色白皙，裹着一双小脚，但性格粗放，说话高喉咙大嗓子，干起活来风风火火，粗粗糙糙，有一外号“范大汉”。她无事爱站在东堡子城门的街道上看热闹，当时郝鹏程在街上开了个裱糊铺子，来来回回总要经过东堡子城门，范淑珍总是落落大方的与郝鹏程搭腔打招呼、互相揶揄，二人熟知如“哥们”。范淑珍也时不时到铺子里帮郝鹏程剪顶棚纸花，帮着裱糊。郝鹏程第一次恋爱了，他执意要娶范淑珍为妻，全然不顾当时的礼教，求许多人反复上门提亲，但一趟趟被范淑珍的母亲回绝，原因是：你们郝家是大户，我女儿过去伺候不了你家人，还受气、被欺负。郝鹏程执拗，死磨活缠，最终得到了同意。郝鹏程择吉日用大花轿抬着范淑珍围着涝池转了几圈进了郝家大门，从此，范淑珍在郝氏大家族中，即是媳妇又如同雇工，与雇工们同下地干粗话、重活，还要为进入军旅的丈夫生死担忧。在丈夫守西安城，全家被迫避居耀县的艰难日子里，她一次又一次，执着的携儿女到药王庙磕头、求签、祈求保佑丈夫平安，可以说，嫁给郝鹏程就无一日安宁，更不用说享福了。她一生生养了七个子女，夭折一个，范明将军是她的第三子。

    　郝鹏程的第二个续弦是陕北绥德女子高淑珍，她与郝鹏程共生养孩子2男3女，但仅存活2个女儿。那年郝鹏程随杨虎城部队驻守陕北榆林，适于榆林地区爆发伤寒病，郝鹏程染病极重，部队开拔走时无法跟随，就将他藏在绥德一高姓人家里养病。高姓人家有一女儿，结婚40天丈夫被土匪打死，该女虽无文化，但面目清秀、身材窈窕、说话柔声细语，干净整洁，在当地也算得上是美女一个，这样的寡妇面临被土匪抢的威胁，所以就躲在娘家天天伺候郝鹏程。她温柔体贴，茶饭做的极为精致细发，照料郝鹏程无微不至、细腻周到，很让郝鹏程倾心。郝鹏程病愈之后，正式纳她为二房太太，给她取一官名；高淑珍，并带他回了郝邢村。

   　 对郝鹏程续弦一事，郝鹏程的在外读书的儿子极为不满，认为这是封建一夫多妻制的恶习，而且郝鹏程对二太太宠爱有加，二太太住的房子永远都是朝阳光亮的，大太太总是被安排在犄角旮旯，又黑又不透风的房子里住。此外，郝鹏程喜欢与二太太一起生活，对大太太很是冷落，心情不好时总是拿大太太撒气，儿女们认为父亲虐待了自己的母亲，甚至一度父子关系相当紧张。然而，郝鹏程的大太太范淑珍似乎对此满不在乎，无论儿女怎样打抱不平，无论村上人怎么指指点点，照样我行我素，天天乐呵呵的领着雇工们下地干活。她对衣食从不计较，进了厨房咚咚几下切些“板凳腿”样粗笨的生萝条，拌点醋、辣子就是一顿下饭菜，吃完又一阵风似的出门了。她心胸开朗、一辈子乐善好施、与人和睦相处，杨虎城的一个儿子奶不够吃她就抱着喂自己的奶，谁家遇了事，都能看到她风风火火的身影，听到她那粗喉咙大嗓门的招呼声。她与丈夫的小老婆姐妹相称，从无一句高声，更无一次红脸。她的宽容大气，勤劳真诚，真正少见。

    　解放后，两位太太随郝鹏程入住西安东关景龙池故居，共与儿女子孙生活在同一个院落中，过着普通、简朴、单调的市民生活。文化大革命期间，红卫兵一次次抄家，铺天盖地的大字报、标语贴满院内外，时不时有造反派成群结队来家院里抓人呼口号，而两个小脚老太太出奇的波澜不惊、默默相偎，静静的相互宽慰支持。

    　1968年，中国正处十年动乱的高潮之中，郝鹏程的大太太范淑珍83岁。她的四个儿子，包括女儿、女婿都被审查或关押。特别是她最宠爱的三儿子范明，最让老太太揪心难过。范明自1958年被定为“极右分子”，开除党籍、军籍，押送回陕西劳动改造，1962年又应中央“范明一案”甄别组的安排去了北京，从此失去自由再未见过面，文革开始至今又是两年多音讯全无。除此之外，家里年长些的孙子孙女，包括配偶，无论是在研究所做研究员的，还是在学校当老师的；无论是担任企业领导的，还是一般工作人员，甚至在校的大、中学生，无一幸免不受牵连，或被打成反革命停职停学接受批斗、或被遣返送农村劳动改造，加之读中学的孩子们纷纷插队上山下乡，偌大一个家院此时冷冷清清，只剩下几个老人和小孩。1969年初的冬天，天气格外的寒冷，常年患有肺心病的范淑珍，再次犯病，她高烧不退、全身水肿，整日喘息呻吟无法入睡。女儿郝克秀悄悄的、不敢有任何声张的将奄奄一息的老太太接到自己家中，因为女儿郝克秀的丈夫是西安粮食系统的“走资派”， 母亲的身份是“地主婆”，当时医院对病人也审查家庭成分，老人根本无法得到应有的治疗，最终在不停的； “勇娃子（即范明）啥时候回来？”的询问中咽了气。

   　 1978年，文革已近尾声，中国的政治春天即将来临，西安东关景龙池郝家大院也因范明从北京秦城监狱释放回来有了些许生气。郝鹏程的二太太高淑珍，生活比以往平静多了，但由于没了大太太聊天说话，她极为寂寞。她的两个女儿都在外省工作，一双小脚的她与一个年幼的外孙生活在一起。那时饮用水需在街巷用水桶担挑，烧火的煤块需自己拉煤粉、拉黄土、做煤饼，生活中的种种问题都非常难为她，她总是小心翼翼的、细声细语的求人帮忙。这年腊月，她突患脑溢血，住院仅仅三天就去世了，干净利索的走完了自己的一生。

  　  凡与郝鹏程一生纠结的情、相关的事都结束了，只留下这个鲜为人知的故事。

　　（作者郝西燕系辛亥革命前辈郝鹏程孙女，民革陕西省委会直属交大三支部党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