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宜昌海关(2)

　　10月17日宜昌新军举行起义的前一天，葛礼致安格联第44号函：“……今天有一个商人申请装运现洋二千元到上海去，我没有准许他。我用上海的支票把这些现洋买下来了。我是设法搞些现款预备本月发薪，因为关员们处境已经窘迫，他们手中的钞票毫无用处，菜市、商店和银行都不肯收钞票。道台来拜会时，我把这件事告诉他。他回到衙门以后，立即发了一件公函来，禁止现银和现洋出口。另外还有一件公函，要求我把这两千块现洋送往海关银号，留待发薪之用。我不预备照办，这批现洋是用海关经费账款买的，不是用的海关银号的税款。如果海关银号想买这批现洋，怎样付款呢，是用纹银，没有信用的钞票或者只转一笔账？我不信任海关银号或者负责该银号的钟委员。如果把现洋交去，他们在月底以前就会不知去向了。”

　　同时，葛礼在致函中还担忧，在宜昌修建的川汉铁路由于停工，“铁路工人很可能会发生暴动。发给他们工资的钞票现在已经买不到食物。大批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目前本埠没有英国领事，我已根据外侨的请求制订了一个防守计划，并且已把领事馆所藏武器（六支来福枪和三箱子弹）搬到海关来，以免暴动时落入暴徒之手。我还把太古的‘湘潭’号轮船留下，以便危急时登轮暂避。”

　　紧接着的第二天，即10月18日宜昌起义的当天，葛礼又给安格联致第45号函：“……宜昌人心很不安，金融恐慌，各种离奇的谣言流传着，成千的中国居民离开宜昌，带走了所有的现款。铁路公司急需现银发放工资，因为电报局只收英文电报，我今天代该公司发电报请汉口铁路局长设法抵借款项，立即运银币和铜元来。但是我恐怕他也弄不到现款，即或弄到，也来不及运到宜昌，因为铁路工人一两天内恐怕就要暴动。此间又盛传革命党今晚将起事，焚毁各衙门，盐厘总办和会办将被杀，外侨财产将予保护等等。”结果，革命党当天晚上起事是事实，焚毁衙门等则属谣言。

　　宜昌起义成功三日后，即10月21日，葛礼致江汉关税务司苏古敦函：“革命党已经占有了城内的常关总办事处。你是否已经同汉口革命党达成有关常关的协议？常关委员于革命党占领本城时逃跑了，没有跑掉的海关委员今天来对我说，‘新政府’愿意采取和汉口相同的办法。抵抗是毫无用处的，我们暂时必须同他们妥协。我估计下一步他们要占据海关银号。到那时怎么办？你对于海关银号问题有没有什么协议？”

　　葛礼的函文还叙述了革命党宜昌起义后的见闻：“革命党本月18日夜间占领宜昌，既没有骚扰，也没有战斗。唯一被杀的人是一个企图越狱的囚犯，他被军人用刺刀戳死。大部分官吏到时都逃跑了，看来是事先早安排好了的。半夜十二点半时，东门附近起火，有人说，这就是起事的信号。第二天早晨，革命党占领了全城，人们手臂上都缚上了白布条。道台和三个委员前一天下午乘民船逃走了，听说审判厅长已经逃往城外山中，知府和知县归顺了革命党，盐厘总办在逃跑途中被捉住杀掉。宜昌城内只有极少数满人，但革命党对他们很注意，有些满人企图从四乡逃跑，被革命党抓到后就杀死。‘新政府’维持着非常好的秩序，对抢劫和放火的人都杀头。但是他们还没有足够的力量控制铁路工人，工人仍有暴动的危险……‘新政府’今天出了告示，说钞票照常使用，这样也许可以使工人暴动的危险减少一些。”

　　宜昌起义后的两个月来，葛礼上书的有关宜昌方面的情况中，还包括一些其他的信息。到12月上旬，“英国领事已经要求妇孺离埠。鉴于宜昌的强烈反德情绪……英国领事休烈特同军政府当局保持密切接触。他们听说一个德国人来做税务司，很恼火，表示强烈的反对……汉阳收复以后，反德情绪更厉害了。”12月中旬，“本月16日荆州满洲驻防军投降，局势有些好转。宜昌本地表面上平静，但是离真正安定下来还差得远。司令唐牺支（宜昌军司令部司令长）到武昌去，不再回来了，没有一个能干的首脑来替他。内地盗劫盛行，离这里不远的施南府有一个城镇被盗匪占据了。”12月下旬，“从斯泰老的信里看到，四川的情形很不好。他信中提到的湖北军队，有一千二百人已经到达宜昌。他们下来的时候，沿途勒索款项，由于他们人马众多，因此款项就迅速照付了。此外好像没有闹什么大乱子。这些军队26日晚上在我们常关分卡所在地平善坝登岸，查问了一个瑞典籍和丹麦籍关员的国籍。这两个关员向他们说明自己不是德国人以后，就知趣地躲开了，直到27日天亮军队开走后才回来。这些士兵把抢来的端方的全部珠宝饰物给平善坝的关员看。他们还把端方和他兄弟的人头装在煤油听里带来，打算明天挂在宜昌城墙上示众，然后带到武昌去。”函文中说到的端方为督办粤汉、川汉铁路大臣，其于武昌首义前的9月中旬率湖北新军第三十一标经宜昌入川，镇压保路运动。11月27日端方及弟端锦被哗变新军所杀，两颗首级曾在宜昌和武昌城上示众。

　　对于葛礼的主动汇报及时反映宜昌的情况，安格联非常满意。11月12日安格联致葛礼函：“你这一时期处于非常困难之中，但是还保持着镇静；你的处境虽然不利，仍然尽力应付，干得很好。”

　　在此期间，沙市关税务司和重庆关税务司也分别致安格联函，其中不乏有宜昌方面的内容。

　　沙市关英籍税务司葛云森10月21日致安格联第134号函：“……‘大吉丸’于10月18日到达，该轮所载沙市出口货因在汉口不能卸下而带往宜昌，明天一清早又要带着这些货物到沙市，这是宜昌最后一艘商轮了。‘洞庭’号上午十时到沙市，据说宜昌谣传沙市已经燃烧起来了。幸而所传不确……10月19日上午去见日本领事，同他谈整个局势。他对我说……中国拖船‘济川’号在沙市，该船是从宜昌开来以高价收买铜元备付四川铁路工人工资的，据说工人已经到了绝望的边缘了……昨天（即20日）上午七时左右，海关道吴筠孙突然乘一个小舢板从宜昌回来，只带着一名当差和一名轿夫。他一定是19日下午离开宜昌，一夜之间顺水飘了八十英里来到沙市的……上午九点钟，他穿着便服来见我，并低声对我说，他的四百名士兵突然在宜昌加入革命军了。因此他才匆回到沙市……我们在领事馆时，桥口收到‘伏见’号舰长19日下午两点半发的电报，电报说，宜昌官兵已经和平参加了革命军，一切平静，昨天晚上日本领事来说，他已经电请汉口日本总领事和‘伏见’号艇长命令日本侨民乘‘大吉丸’离开宜昌，并将‘伏见’号立即开来沙市。”