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的宜昌海关(3)

　　重庆关德籍税务司斯泰老12月15日致安格联第27号函：“大部分的湖北军队已乘船去宜昌。他们来重庆时，沿途要求赎款，重庆也付了好几万两。军官或已被杀，或已逃走，士兵自己推举首领，一切纪律已荡然无存。我希望这些人不要在去宜昌途中闹乱子，因为宜昌到重庆这一段水路过去还很平安。这些人带着端方的首级。”

　　局势未明保持中立

　　20世纪初，由于民族意识增强等多种原因，外籍税务司控制下的海关权力有所削弱，它原先掌握的邮政、业余外交等业务被渐次收回，总税务司赫德也离开中国，海关有大势将去之势。但是，1911年辛亥革命的爆发，中国政治局势的巨变，给海关带来了新的契机。海关趁机不但巩固了渐失的权力，而且有所增强。辛亥革命爆发，清政府与革命军形成对立，局势变化莫测，孰胜孰负很难预料，海关无论倾向哪一方，最后都会由于局势的变化陷入困境。所以在敌对双方胜负未明之时，海关从上至下作出了最明智的选择——保持中立。

　　武昌起义前九天才被正式任命为总税务司的英国人安格联和他的各口岸税务司共同制定了中立政策。他在给他的税务司的函电强调：“海关的地位很微妙，唯一妥当的办法就是在代表全国的巩固政府成立之前，对双方维持严格的中立态度，我们只管收税的事情，凡是与税收无关的事，我们决不能用自己的人员或势力帮助任何一方……如果清政府胜利了，他们可以认识海关是一个什么样的机关；如果革命政府胜利了，也可以向他们保证海关是公正的。”各口岸的税务司也宣称自己的中立地位，宜昌海关税务司葛礼立即响应。

　　为保持中立，葛礼等税务司出入于各种社交场合，参与解决各种问题。在当时双方对峙，局势复杂多变的情况下，做了一些调解工作，对缓和宜昌及周边的局势起到了一定的积极作用。

　　1911年10月21日葛礼致苏古敦函：“约有一万二千名铁路工人，他们领得了钞票后买不到食物，就威胁着要进城来放火把宜昌焚毁，因此局势严重。昨天英、德两国领事，‘Sqmqr’号军舰舰长，铁路公司经理和工程师以及我本人，为遣送铁路工人的方法问题举行了一次会议，并发电报给汉口领袖领事，请汉口领事团尽力设法派轮船来宜昌，装转六千名北方铁路工人回到他们的老家去。‘新政府’今天出了告示，说钞票照常使用，这样也许可以使工人暴动的危险减少一些。”

　　11月6日葛礼致安格联第47号函：“我同宜昌商会举行了好几次会谈，讨论海关的中立问题。宜昌商会是负责军政府的财政事宜的，我认为同这个大家承认的商业团体打交道，比较同此间革命党的首脑唐某（指唐牺支）打交道要妥当些。我们的会谈很融洽，商会同意了海关中立的一般原则。”

　　11月21日葛云森致安格联第137号函，就宜昌起义军要海关出面劝荆州清军受降之事表明他们的态度，函文说：“11月l2日星期日下午四点钟，‘大吉丸’号从宜昌开来，带来英国驻宜昌代理领事休烈特（沙市的英侨都归他管辖）给我的一个挂号急件，内容如下：唐将军（指唐牺支）的私人秘书刚来通知我说，革命党已经决定对荆州满洲驻防军采取切实步骤。他们已经派两名代表，不带随从，不携武器，去同满人方面两名代表谈判投降条件……他们托我请你劝全体英侨在这个问题上绝对保持中立……革命党方面将要求满洲驻防军交出所有的武器，交换条件是保证他们的生命安全。我认为革命党的保证是可以相信的。如果满洲驻防军不肯无条件投降，革命军就要进行攻击，他们坦白地说，那时外侨将遭到很大的危险。你要在住宅上面悬挂一面英国国旗，收容本地区的英侨，其他国籍的外侨如果愿意的话，也可以让他们避难。我认为你应当同日本领事联系，问他打算采用什么办法来保护日本侨民，但是不管别国的侨民怎样做，英侨必须绝对保持中立，战斗员不得受我们国旗的保护。”

　　海关保持中立的态度已明朗，函文又说：“我立刻去到海关道的办公处，把英国领事的来文翻译给他听。他还不知道革命党的两名代表是否已经随‘大吉丸’来了，不过他听说将军最近收到宜昌革命党寄来的一封挂号信，他拒绝接受，因为他不肯照章在邮政局的回执上签字，而且据他说，他在革命党那里也没有朋友。海关道表示，照他个人的看法，满洲当局虽然表面宣称准备打，但是实际上如果接到最后通牒，他们可能会投降……日本领事最后说，宜昌革命党已经通知他，他们已经决定在攻打荆州满洲驻防军时，把沙市划在军事行动范围以外……”

　　函文还说：“11月16日上午，谣传革命党已经请宜昌商会托沙市商会去同将军联魁接洽荆州满洲驻防军投降问题……晚上‘大吉丸’由宜昌开来，带来休烈特的信，内容如下：你一定已经听到，日本领事和我正分别在沙市和宜昌努力为革命党和满洲驻防军进行调停，结果如何还不知道。你和海关道谈话时可以告诉他谈判正在进行，如果发生战争，请他务必使沙市保持中立。革命党方面希望这样办，他们准备同意把沙市周围一部分地方划为中立地区，现在只等满人方面同意。海关道可以帮着做这件事，不过他一定也会同日本领事淡这个问题的。如果发生战事，不要忘记事先通知天主教堂的神甫。”

　　从上述致函中不难看出，宜昌海关在保持中立中不仅四处游说，为革命党和满洲驻防军之间的关系进行调解，还配合领事馆做了一些“和事”工作。但同时我们也要更清醒的看到，海关中立的目的，完全是为了自身利益的需要，根据双方力量的消长，决定其取舍的。这一点，在辛亥革命前后，有大量史料足以说明。如积极协助清政府逮捕从海外归来的革命党人，搜查革命党进口的军火，扣留革命党人的信件等。武昌起义后，南方各省纷纷起义，海关又干起了为清政府刺探消息、传递情报的勾当。革命之初，他们千方百计地进行破坏和干涉，给中国革命制造层层障碍，还不时以外国干涉来恐吓革命政府，迫使他们交出海关关税，致使革命政府财政紧张。海关对革命政府态度的变化实属形势所迫，保持中立实际更有利于他们干涉革命，维护列强的利益。