夏莲居与《辛亥革命山东独立前后》(3)

　　孙宝琦起初听到很觉得诧异．对于所要求的各项格格不入，表面上虽没有拒绝，而意思甚难接受，经我和丁世峄两人反复陈说．丁并与孙苦口辩论，孙意思才稍活动．答应可以向清廷代奏。

　　又过了几天，清内阁来电．分条答复如下：第一条：外债已交资政院公决缓议，确无以山东土地作抵之说，决不作为军饷之用。第二条：朝廷已宣布罢战。至所称南军要求一节，俟将来提有条件，再行征集各省意见，如意见相同，即可照准。第四条：协饷准其暂停。第五条、第六条、第七条应在宪法中规定．资政院业经提出协商修改咨议局章程，确认咨议局为各省长官对待机关，将来编纂宪法及局章官制税法各省事同一律．自应征集各省意见公同议决。第八条：系为保卫地方治安起见，应即照准。

　　17日．又在济南大明湖南岸咨议局开各界代表大会．到的人很多．都争取发言，先说山东当时所处的境况非常险恶，必须急谋应付之策，这是溶议局的贵任，而现在的咨议局，非但不能造福地方，面且勾结官府，是最大的障碍。遂宜布该局种种的腐败恶劣罪状。说到这里，群情更加傲昂。齐声高呼：“非根本推翻不可！”于是全场一致通过。此时完全变成了革命性质的行动。因为咨议局是清政府的立法机关，推翻该局，即无异推翻清廷的一切法令，虽无独立之名．已经形成独立之实了。因此，立即轰动全城。

　　惟具有同盟会精神者，认为时机已到．欢呼相庆．如谢鸿焘、徐俄镜心、丁惟汾、陈干等所结合的一派。另一派不满于六二党．受六二党排斥者，如丁世峄、周树标、王志勋、曲卓新（荣成人）等，认为敌党的巢穴既经推翻，从此不致再受他们的压迫．可以吐一口气，也可以再作打算，另有别的作为。在这两派之外，大都是随大溜看热用．也有的想乘机活动。

　　推翻了咨议局．必须另有组织，作为代替的机构，于是多数认为既有各界代表在场，就应该正式成立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以为全省立法和监督行政的最高机关。山东全省各界联合总会遂于此时正式成立，随即着手选举正副会长。先选正会长，大众高呼正会长非夏某不可，这真是我想不到的事。这些人我全不认识，毫无往来的．他们为什么要推举我？事后我才想到他们推举我的原因有：一、在我初到济南，于两次欢迎会上，他们听到我的议论和见到我的举动态度，都认为满意而印象很好。二、被推翻的咨议局人数众多，不容易与之对抗。三、被取消的三位议长都是翰林、道员，皆有相当的势力。在全省的人事中，声望能力能与之扰衡对垒者，实难其选。四、我虽在本省没做过事，但在京津任职时，于同乡中亦颇负廉能之望。五、山东军界将领还有许多是我父在日的下级军官，举出我来，既可以与旧势力对杭，又可以对各方应付号召。

　　当选举副会长的时候，我提出了于普源。我的用意是因为于普源人尚老实，没有恶劣的官僚习气；又因为他是旧咨议局副议长，提出他来，可以减少旧派与六二党的反对力量。我提出于来之后，也无人反对当即通过．但是于不敢承认，竞稍声匿迹地回他的原籍潍县去了。于不敢就职，我又提出范之杰，因范也是一个翰林，在北京的御史中也相当的敢言，头脑亦颇清楚，行为也很谨慎。大家因我介绍了范的简历，也就赞成通过。没有想到范虽勉强就职，数日后也悄悄地离去了。

　　以后继任的副会长又选出来庄陔兰和王纳。庄是莒县人，光绪甲辰科翰林，王是安丘人，举人。他们两个都是日本留学生。我与庄在北京的时候就认识．我认为他能读书，有谋略，外表极朴素，而抱负权奇，遇事举重若轻，不动声色，于黄老之学顺有研究。他也有他的弱点，往往对事以儿戏出之。他也是我由北京遨来的，因为我的性格与他颇有相反处，遇事举轻若重．对人又不圆触，过于亢直，他能对我不顾情面，随时匡正我的短处，所以我首先把他由北京邀到济南．后来我离开了济南．就把联合会的事体完全托付给他了．至于王纳的为人．亦颇勇于任事，但有时不择手段．有时太看重了个人的利害．不过在那个局面之中．到处奔走．联络宜传．不辞劳瘁．后来昊炳湘逮捕革命志士，他也曾多方营救，其长处也是不可掩没的。联合会的副会长，由庄、王二人担任，后来我在北京时，他们有重要事项还向我报告，一直未断联系。至于联合会正会长一职，始终就是我自己，井未选过第二人．直到民国元年(1912年）联合会结束。

　　大会成立后，每日分组办事．最重要的是秘书长．我在所接触的诸人中，觉得丁世绎最为出色，所以我就委他为本会秘书长．会中多数认为适当．惟有六二党的王干心怀不满。

　　在联合会成立的第二天．孙宝琦因城内秩序不佳．恐难维持．就请我到抚署晤谈并征求意见．他说：“警道潘延祖（云南人）年老力衰，近来又复多病，对于管理全省警权，决胜难任。阁下是参加创办京津警政的熟手，现当全城危急之秋．无论如何，警政一席，务请屈就。”我当时很璐躇，不能立即答应。当即对他说：“此事须提交大会来决定，我不能擅自主张。”在这时候．城内外的警察分署对于集会结社已时时有干涉监视的举动。

　　我当天就回到联合会，将此事说明，征求大会的意见，赞成者居十分之九。一小部分人认为联合会是立法的机构，会长是要监督巡抚的，兼了巡警道，就要一方面受巡抚的节制，遇事恐有掣肘之处。大多数人又以为巡警道一职，掌管全省的警权，地位至为重要，在进行革命上，关系很大，如果这个职务落在旁人的手里，必然是革命道路上的一种障碍。只要会里的事抚台不干涉，警权还要由我们自己掌握才好，因为这个缘故，一致赞成由我担任。我于是就在大家同意之下．以联合会长而兼巡警道之职。

　　巡警道一职固然很重要，但我对于警政尚不外行，以我的精力颇能应付有余。不过联合会的事体比较繁重，每日必须到会；且各界人士纷纷来见，络绎不绝，以致毫无片刻之暇。除特别事故及重要文件而外，于警署例行公牍势难兼顾。乃与孙宝琦说明，增设提调一员，委眼汪涵充任。汪原来是山东中路巡防营统领，他是江苏宝应人，是我父门生。甲午之战，他即在我父幕中，历时达10余年之久．他原来与赵秉钧（河南嵩县人，清季曾任民政部侍郎）是盟兄弟。我父去世之后，他由赵梁钧推荐给山东巡抚袁树勋的．孙宝琦到山东后，他才因病辞职。我自到济南时，一直就住在他家里，所以警署例行的公事．由他代阅最为妥当，也最为放心．