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见闻
辛亥革命网 2011-06-0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田桓 查看：
自一九一三年至一九二五年初，我曾在孙中山先生身边工作了十二年。一九〇八年，我十六岁，在湖北蕲州高等学堂读书，参加了同盟会。武昌起义后三天，我联合同学发动了蕲州起义。翌年，中山先生在南京就任临时大总统，我离开家乡东下，经哥哥田桐介绍，晋谒先生，这是我和他第一次见面。
我自高等学堂毕业后，赴日本留学。一九一三年二月，孙先生搭乘“山城丸”轮船，自上海启程赴日本考察，随行的有戴季陶、马君武、何天炯等人。东京留日学生总会派我和黄申芗到神户迎接。当时田桐也在东京，任中山先生秘书，我担任了先生的侍从秘书，从此，侍奉在先生身边。
孙中山先生是中国革命的先行者，他那坚韧不拔的革命精神，爱憎分明的革命立场，宽宏豁达的革命风度以及平易近人的崇高品质，给我留下了永生难忘的印象。现就记忆所及，简述旧事，以示缅怀，并供史家参考。
尽瘁国事，不治家产
中山先生生活俭朴，从不计较个人享受，平日不吃牛奶、鸡鸭，只吃鱼类和蔬菜。家中有好几个人吃饭，每天菜金不超过两元。路六十一号，即同路四十四号中华革命党本部的对门。当时有人建议说：先生今天到这里，明天到那里，今天要租房子，明天要租房子，实在太不方便，不如买一幢房子，从此固定下来，岂不是一劳永逸？于是许崇智赠送了这座住宅。同年，孙先生和夫人宋庆龄就搬了进去。我为了帮助先生做接待工作，经常在那里出入，有时也住在那里。
解放以前，中山故居早巳非常荒凉，墙壁斑驳，杂草丛生。有一天，曾经担任过大元帅府秘书长和广东省省长的杨庶堪前往访问，见到满目荒芜，不胜感慨，当即吟诗一首：“疏冷孤槐莫利街，伤心龙剑便沉埋。弥天四海无人惜，腹痛驱车我独来。”
解放后，人民政府多次拨款修葺，使故居焕然一新。一九六一年三月四日，经国务院批准，列为国家重点文物保护单位。每逢中山先生诞辰和忌辰，中共上海市委和市府领导同志、各民主党派负责人都去瞻仰致敬。我也经常追随各同志之后，前往参加，颇有荣幸之感。
国共合作，势在必行
上海的中山故居，只是一幢小小的两层楼洋房，但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就是从这里发端的。一九二二年，陈炯明发动叛乱，宋庆龄和先生先后离开广州到上海。同年八月二十三日，中国共产党创始入之一的李大钊，专程从北京来沪，与先生见面，商谈国事。几天后，由先生亲自主盟，李大钊以个人名义正式加入了中国国民党，这是国共两党第一次合作的开始。先生对李大钊说：“你尽可一面做第三国际的党员，一面加入本党帮助我。”
一九二二年九月，先生在故居前的草坪上，召集在沪的国民党员举行会议，通过了改组方案，但是有些人却反对国共合作，先生意志坚定，不为所动。第二年二月，先生和夫人准备从上海到广州之前，有天晚饭后，他俩邀我到故居的花园里散步。先生问我：“关于改组国民党问题，你听到过什么情况？”我一一作了汇报。他说：“革命是艰苦的，我们要不断努力，要跟着时代走，不能停留！”接着，又问我：“改组以后，国共合作了，你有什么打算？”我坚定地回答：“我总是跟着先生，先生革命到哪里，我也革命到哪里。”先生见我态度坚决，便笑着说：“这样就对头了，很好！”同时，宋庆龄同志也对我讲述了国共合作的意义，并鼓励我要为国家民族的前途着想，继续为革命努力工作，她的话使我受到了很大的教育。没有几天，先生委派我为国民党本部的干事（委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先生夫妇离沪后没有多久，打万急电报给我，叫我陪同曲同豊、陈光逵、柏文蔚和谢运涵去广州共商大计。十二月二十六日我们到达广州，下榻于西濠酒店，翌晨，我陪他们至大本营晋谒先生。曲同豊是段祺瑞系的中心人物，又是保定军官学校的老校长，先生对他极为尊重，迎送皆出营门。当晚，先生为他们设宴洗尘，我亦在座，陪客还有胡汉民、廖仲恺、李烈钧、谭延阎、杨庶堪等人，宾主互相敬酒，洽谈尽欢，深夜始散。后来，先生特任曲同豊为北洋招讨使，陈光逵为江西宣抚使，柏文蔚为北伐军第二军军长，又派谢运涵为大本营参议，我为咨议（简任状现存中国革命历史博物馆）。
在这短短的时间里，除大本营咨议外，我兼了许多职务，如第二军主任秘书，广东省长公署顾问，桂军总司令部总参议，湘军、滇军、粤军总司令部参议，滇军第二军司令部顾问，北伐军第二军第一师高等顾问，别人都说我“官运亨通”。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