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见闻(2)

　　面对列强，毫无惧色

　　一九二三年，陈炯明被逐出广东，先生自上海赴广州，第三次建立革命政府，任海陆军大元帅。但他一上任，立即碰到了“关余”事件。

　　什么叫“关余”呢？一九〇一年，清政府与英、美、俄、德、日等列强订立了《辛丑条约》，规定中国海关和五十里内常关的收入，均须缴存于条约所指定的外国银行，作为赔款和外债的担保，并由外籍总税务司统一掌管。这些关税收入扣除偿付外债、赔款及海关经费所剩下的余款，叫做“关余”，归中国政府收用。

　　辛亥革命后，列强乘机攫取了中国海关收支的全部权力，规定关余非经驻北京的外国公使团同意，中国政府无权动用。中山先生为了解决军饷问题，不听洋大人的那一套，果断地采取了革命措施，于十一月间通知北京外国公使团，声明自即日起，必须把两广的关余全部拨给广东革命政府。同时，命令广东海关将关余如数缴出。

　　在此情况下，北京外国公使团向北京政府提出抗议，要求归还广东的关余。北京政府说：“广东是我们权力不能及的地方，他们的口号是废除不平等条约、打倒帝国主义和打倒军阀。你们同我们讲是没有用的，可以通过外交途径与他们交涉。”于是外国使团找先生讲话，说，“关余不经过外国使团的同意，中国政府不能动用，尤其你们广东是一个省，更无权挪用，这早在《辛丑条约》中规定了的。”先生说：“我不知道什么条约不条约，你们这样做，就是干涉中国的内政。我们国家的事，不容许别人来管。”使团人员很严厉地说：“你们不履行条约，是野蛮行为。”先生也恼火了，对他们说：“对你们就是要‘野蛮’。”他们说，“你们要野蛮，我们就要把兵舰开进白鹅潭，对付你们的野蛮。”先生严正地说：“好！你们敢开进来，我们就敢开大炮，把你们轰走。”

　　十二月间，美国果然派了两艘兵舰到白鹅潭。广州两万市民在西瓜园广场集会，并示威游行，高呼“打倒帝自主义”等口号。帝国主义的本性是一唬、二诈、三丟丑，是欺软怕硬的纸老虎。在中山先生和广大群众的抗争下，北京外国使团终于被迫作出了将广东海关关余拨给广东革命政府的决定。据估计，两广的关税收入每年约有一千万元。

　　联络工作，亦不可少

　　一九二四年九月五日，先生发布大元帅令，声讨直系军阀，指出“刻日移师北指，与天下共讨曹（錕）吴（佩孚）诸贼。”没有几天，将大本营从广州移至韶关，派胡汉民留守广州，自己则亲往韶关督师，并对人说：“我之来韶，目的在于北伐。为了破釜沉舟，放弃广州亦在所不惜。”当时我在广州伍朝枢家中，看到先生致某军官的电报，其中有云：“将所有枪弹暨士兵一齐来韶关，作北伐之孤注一掷。此事电到即行，切勿留恋。如事不成，我决不回广州也。”另外，先生给广州留守府的公开信中也说：“向江西进取，未有不成功也。江西得后，则湖南不成问题。然后再合滇唐、川熊、黔袁，会师武汉，以窥中原，曹吴不难平也。”

　　看来先生对北伐之举势在必行，我既不能随军打仗，留守广州也没有多大意义，不如径回汉口，联合各方力量，内应外合，迎接北伐军。于是我再到韶关晋见先生。先生说：“你怎么又来了？”我说，“先生正在布置北伐，向江西进军。我听谭延闿讲，我们与江西督办方本仁有默契，我军出发，方必让路，湖南方面也有把握，会师武汉，大概已经为期不远。我的哥哥田桐还有不少旧部在湖北，我想回去对他们做些工作，来个里应外合，所以来向先生请示。”先生说：“不必了。汉口方面有居正他们在那里，他们会布置的。你在此地玩几天，我会约你再来谈谈。”

　　过了几天，先生派人送来了一张派令，派我为“长江下游军事特派员”，并约我去面谈。对此我觉得很奇怪，我素来是做党务工作的，现在要我去搞军事，实在不知从何搞起，因此思想上紧张起来。我去见了先生，请他调一个名义，或者改为宣传特派员。他说：“如果有军事方面的工作需要接洽，你可以打电报来，我会派别人去联系。联络工作亦不可少，你是搞文艺的，我想叫你回到上海去，在文艺界多做些工作，如书画家、演员、新闻记者、大学教授，以及各种协会、学生会、教育公会、律师公会，都可以联络。但你不能暴露自己的身份，也不能说明我们的目的，要做到水到渠成，尽在不言中。这个意思你懂不懂？”我说：“先生的意思，我完全理解了。”

　　于是先生当即写手令给广州留守胡汉民，叫他给我旅费一千元，预支三个月薪水。我退出时，先生频频挥手，说：“一路慎重！到上海后，见到一些同志时，就说我的身体很好。”胡汉民待我很好，多送了五百元给我。

　　回到上海后，我把先生的指示告诉了张静江和田桐。他们捐了一笔钱，先恢复了“停云书画社”，从此就以这个社为据点，与各方联系，对北伐战争增添了一些声势。

　　和蔼可亲，平易近人

　　先生和蔼可亲，平易近人，关心民众疾苦，这是人所共知的。我因为常在先生左右，对此更有深切的感受。一九二四年，中山先生任大元帅期间，每星期必到广东大学去讲一次《三民主义》。当时大元帅府在广州河南士敏土厂，距广东大学有一段路程，但先生为节约汽油，渡江后必步行前往，来回差不多要走五里路。在途中，街道两旁伫立着成百上千的市民，都以一睹先生的仪容为荣。先生满面春风，频频向他们招手致意。

　　有一天，一个不满十岁的小孩，赤膊光腿，在路上乱跑，影响了先生的前进。卫兵见状，忙把孩子拖到路旁，并吆喝了一声。回大元帅府后，先生对卫兵说：“你刚才吆喝小孩是不对的。我们是人民的公仆，要爱护老百姓，关心老年人和小孩子。”

　　后来，中山先生驻节韶关行营，有一天，来了两个农民说：“要看看孙文。”卫兵听他们直呼大元帅的姓名，认为太没礼貌，把他们赶跑了。农民看不到先生，就写信给先生提出质问。先生看了，不仅不生气，反而非常高兴地说：“农民敢于写信来质问大元帅，这说明他们已经觉醒了。革命就是要靠老百姓的觉悟，真是大好事啊！”不久，先生亲自接见了那两个农民，并向他们表示歉意。与此同时，先生把卫士队的各班班长集合起来，对大家说：“我们唯一的任务是革命，现在我们要打仗了，打起仗来，当然要靠军队，但也要靠工人，靠农民。没有工人，我们用的枪炮子弹从哪里来？所以我们的三大政策中，除了联俄联共，还要扶助农工，接近工人和农民。今后如果有农民要来见我，不管他们满身泥巴，蓬头赤脚，你们一定要采取欢迎的态度，客客气气地让他们来见我，不许拦阻。”各班长听了，莫不深为感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