我在孙中山先生身边的见闻(3)
辛亥革命网 2011-06-07 00:00 来源：辛亥革命网 作者：田桓 查看：
关心同志，无微不至
无论同盟会时期、中华革命党时期或中国国民党时期，党内有一种风气：各部部长、各省首脑人物和一般男女老少的成员，都称中山先生为先生，而先生对这些首脑人物和一般成员，也没有级别之分，一视同仁，其慈爱之心，并无二致。他与同志间的关系，亦如“先生”与“学生”之间的关系，关心照顾，无微不至。先生的态度是严肃中带有活泼，说话时常面带笑容，甚至有点诙谐。因此，人们乐于同他接近，易于产生感情，愿意在他的领导下，在革命道路上奋勇前进。
一九一三年，同盟会会员郑芳荪（字赞丞）奉先生之命，联合革命志士张汇滔、孙毓筠、范光启、吴春暘、龚振鹏、凌毅等人在安徽寿春率领旧部起义，讨伐袁世凯，但以寡不敌众而失败。张汇滔先走日本长崎，郑芳荪和田桐、凌毅、管曙东、张至刚等也相继抵东京，在巢鸭区租了一所住宅，命名曰“天健学社”，虽然地处偏僻，但先生经常光临，商谈国事。在这些人中，除了田桐是“老日本”以外，其余都是第一次的过客，我原来住在东京三畸町半国馆，先生为了安慰这些讨袁失败的革命党人，命令我陪同他们游览名胜，我也就搬进了“天健学社”。
不久，讨袁失败下来的淮上军将领袁家声、骈秀章、岳相如、毕静波、张汉、廖少斋等陆续来到东京，天健学社无法容纳。先生嘱托臼田（女）在市中心区另租旅舍，定名为“浩然庐”，由臼田料理各人的起居饮食，虽然酌量收费，但并不严格，所以大家称她为女老板。另由国会议员凌樾司理账目，大家称他为男老板。
对于安徽讨袁的失败，同盟会会员郑芳荪极为痛心，忧虑成疾。先生到天健学社时，发现郑有病，慰问备至。先生精通西医，但手头没有医疗工具，仅按脉而已。翌日，先生亲带医具，为郑作全身检查，始知他病势不轻。先生以寓中人多嘈杂，不能静养，便叫我送他至东京郊外十二阶休养。该处山清水秀，花木媚人，确为游览胜地，但郑仍郁郁不乐，不到一星期，坚决要回东京，因而病势更为严重。先生亲自奔走医院，物色医生，将其送至顺天堂医院，又吩咐凌毅的弟弟凌昭陪院，并叫我时时照顾联系，先生也不断到院探望，以英语与医生交谈，研究治疗方案。不到一月，郑芳荪逝世于医院，先生悲痛不已，嘱张汇滔给以厚殓。
翌年，为了加强与上海、汉口、长沙等地的联络，先生派我回国。我先到上海，旋转汉口，奔走数日，身感不适，时而发热，便托张浩去长沙，我则回沪治疗，收效不佳。回东京后，向先生汇报了回国的工作情况。先生问我病情，我一一作答，并说：“据上海丁福保医师讲，此乃不治之症。”先生笑曰：“哪有这样严重！”他立即与新乡医院联系，叫我前去检查，又把我介绍给日本御医青木，住进了青山红十字会医院。青木即该院院长，住院一月左右，疾病完全痊愈。原来我患的是奔马性肺病。出院后，先生又派人往大森，为我在海边租赁一屋，作为休养之所。后来，苏曼殊病癌，先生也是这样关怀照顾。先生待人之厚，对同志的关怀，我至今耿耿不忘。
我与中山先生最后一次见面是在一九二五年春他在北京病危的时候。当时，我原在上海，后来应邀与孙科、张静江等一起到北京探望。他对我说了最后一句话：“你也来了么？”说罢，潸然泪下，我也呜咽不已。中山先生离开我们已经五十多年了，但他那伟大的形象，永远活在人们的心中，也永远缭绕在我的脑际。（田伯昂整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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