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广州起义

    辛亥革命时期，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为了推翻清王朝的反动统治、建立民主共和国，曾发动了一次次的武装起义，其中在广州发动的就有三次，即乙未广州起义（1895年）、庚戌新军起义（1910年）和辛亥黄花岗起义（191 1年）。关于这三次广州起义的经过，不少论著都作过详细的介绍，这里不再赘述。本文所要探讨的主要问题是：三次武装起义何以能够在广州一座城市里连续发动：三次广州起义的异同：三次广州起义的重要历史意义。

一、三次武装起义得以在广州连续发动的原因

   从1895年乙未广州起义到191 1年黄花岗起义，在短短十几年时间里，连续在一个中心城市发生三次反清武装起义，这在当时中国的城市中是独一无二的，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也是空前的。出现这样的历史现象，并非偶然，它有着相当深刻的社会因素，也同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有关。以下就此作一些分析。

    首先，从社会政治因素上来看，广州在近代阶级矛盾、民族矛盾十分尖锐，是一座有着反帝反封建斗争传统的城市。早在17世纪，它曾对正在建立新王朝的南下清军进行过顽强的抵抗：进入近代，广州又是受帝国主义侵略最早和受害特别深重的地区，所以广州人民的反抗热情特别高昂。从鸦片战争开始，有林则徐的虎门销烟，有三元里人民的抗英斗争和后来的反租地、反英人入城斗争继之，这里又成为太平天国运动的策源地和天地会洪兵起义的中心地之一。直到19世纪末20世纪初，广州及其周边地区的会党活动仍然十分活跃。而且借助于广东在海外的华侨众多、出入频繁等便利条件，“广东会党分子常常出没于海内外，活跃于港、澳之间，联络他们，有利于革命派争取海外华侨和利用港、澳为基地开展革命活动”。另一方面，清末广东新军中接受民主革命思想影响和加入革命团体者也相当普遍，庚戌新军起义前，由于革命党人的宣传发动，“广州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加入同盟会的已达3000余人，占新军总数一半以上”。这就为武装起义的发动提供了比较雄厚的人力基础。所以孙中山当时曾说，起义“以广东为最善，因人地合宜也。在广地，一月之内必可集山林彪悍之徒三四十万”，“盖万端仍以聚人为第一着，故别处虽有形势，虽便接济，而心仍不能舍广东者，则以吾人之所在也。”

    其次，从社会经济和阶级关系上看，广州在近代是一个得风气之先的地区，新的生产力、生产关系（资本主义的生产方式）和新生资产阶级，在广州以及珠江三角洲地区出现较早，发展亦较快。以民族工业为例，据民国初年农商部所作的不完全统计，截止1912年，广东已有工厂2426家（2212家设于1911年以前），其中织造类工厂413家（包括制丝、织丝、织物、刺绣、成衣、染坊及漂洗、编织等厂），机械及器具类工厂189家（包括机器制造、船舶车辆制造、器具制造、金属品制造等厂），化学类工厂1154家（包括窑瓷、造纸、制油及制蜡、制漆、火药火柴、化妆品、染料颜料、香烛等厂），饮食品类工厂560家（包括酿造、制糖、烟草、制茶、制盐、汽水及冰、糕点、碾米等厂），杂类工厂109家（包括印刷刻字、纸制品、竹藤柳制器、毛皮革制品、玉石牙骨介角制作等厂），电气工厂1家。在广东的2426家工厂中，使用机器为动力的有136家，共拥有动力（蒸汽机、电动机）4566马力。虽然广东使用机器的工厂每厂平均所拥有的动力并不多（33.6马力），低于全国使用机器工厂拥有动力的平均数，但广东无论在“工厂”数和“使用动力的工厂”数方面都居全国各省区首位。广东的这些民族工业大多设于经济比较发达的省城广州及其周边地区，因此这里也是新生资产阶级的聚集地和活动场所。20世纪初，在广州已出现商会、自治会等资本家的社会团体，一批代表资本家利益的“商办”报刊相继创办，资本家的阶级意识和政治觉悟越来越明显。邱捷先生在细致考订辛亥革命前资本主义在广东的发展情况后断言：“从广东资本主义工商业发展及广东资产阶级的情况看，广东成为近代资产阶级政治运动的发源地及运动的中心地区，是有着其阶级和社会基础的。”这个结论无疑也适用于广州。

    再次，从文化因素上看，广州乃是岭南文化的中心地，岭南文化在长期历史发展过程中逐步形成了相对比较开放、勇于创新和讲究实用的特点，这些特点在进入近代之后，随着中西文化交流的大规模展开，更获得空前的发展和质的飞跃，从而促进了人的思想解放，有利于民主思想在岭南的传播，为资产阶级革命党人的成长和民主革命运动的兴起提供了必要的思想条件和文化氛围。以孙中山先生为例，他之所以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和杰出领袖，固然与他系统地接受西式教育、吸收融会西方先进文化密不可分，然而也同岭南文化对于他的熏陶有一定的关系。正如有的学者在考察了岭南文化对孙中山个性心理、思维方式、情感世界、行为方式的影响后所指出的：“是岭南文化赋予了孙中山成为一个伟大的革命家、政治家，外交家和思想家所必备的心理素质。甚至可以进一步地说，是岭南文化和岭南文化圈内的许许多多的有名和无名英雄把孙中山推向了民主革命的前沿，使其成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从这一方面看，伟人孙中山是他所从属的岭南文化作用的产物。”孙中山是如此，近代岭南的许多民主革命志士也是如此。在他们身上，都可以看到岭南文化因素所起的这种作用。

    第四，是由于孙中山等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广州的高度重视。从兴中会到同盟会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进行反清武装斗争过程中，一直特别重视经营广东，而广州作为广东首府，自然更是重中之重。这同孙中山以及其他不少粤籍革命党人的乡土情结诚然有着一定的关系。因为早期的兴中会会员大多是广东人（据不完全统计，同盟会成立前，兴中会总会员286人，广东籍就有257人，同盟会成立后，其不少成员、尤其是一些领导骨干，也仍然是来自广东，他们比较熟悉家乡（包括家乡的地理环境、风俗人情、社会关系、方言等），又十分希望革命能够首先在自己的家乡开花结果，所以很自然地会将起义地点选在广东。但是，他们之所以重视经营广东，更为重要的原因是看到了广东当时所蕴藏的革命潜力和所拥有的一些有利条件。孙中山当时曾分析道：“革命必须依敌我形势的变化来决定，……至于选择革命基地，则北京、武汉、南京、广州四地，或为政治中心，或为经济中心，或为交通枢纽，各有特点，而皆为战略所必争。…．．至于广州，则远在岭外，僻外边徼，只因其地得风气之先，人心倾向革命，攻占较易；并且港澳密迩，于我更为有利。以上四处，各有千秋，只看哪里条件成熟，即可在哪里下手：不过从现时情况看来，仍以攻取广州，较易为力。”这样的认识无疑基本上是正确的，所以选择广州作为起事地点的决策不仅得到粤籍党人的支持，而且在相当长时间里也得到许多非粤籍党人的赞同，例如黄兴、赵声等都曾积极参加和领导了在广州所发动的起义。黄兴后来曾说：“前吾人之纯然注重于两粤，而不注重于此（两湖地区）者，以长江一带吾人不易飞入，后来运输亦不便，且无确有可靠之军队，故不欲令为主动耳。”表明他一开始也认为两粤、尤其是广东具备有超过两湖的起事条件。当然，与国内其他地区相比，广东当时所拥有的这些有利条件只是相对的、可变化的，一味胶着于广东而忽视其他地区革命活动的开展，也并不正确，同盟会领导层内部后期出现的分歧和矛盾与此应当说不无关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