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的三次广州起义(2)

二、三次广州起义的异同

    1895至1911年之间发生的三次广州起义，有着相当大的共同性和密切的承继关系：它们都是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所领导的、试图用暴力手段推翻清王朝封建统治、建立资产阶级共和国的革命活动：在起义之前，革命党人均进行了度不同的筹划准备工作，但在起义计划具体实施中，都有过某种“意外”最终导致了起义的失败；三次起义前后相承接，～浪高过一浪，虽然都失败了，但对中国近代历史的发展均产生了一定的积极影响，为辛亥革命的最终胜利奠定了基础。

    然而，三次广州起义又有一定的差异，各有自己的特点。

    首先，三次起义的时代背景不尽相同。第一次广州起义发生在1895年，是年《中日马关条约》签订，清政府的腐败无能、屈辱求和，激起全国人民对其腐朽统治的切齿仇恨，爱国主义情绪日益高涨。在广州，两广总督李瀚章于和议之后，不给资用便将军士遣返原籍，也引起极大不满，被解散者多散而为流民盗贼，汇入会党、绿林队伍。这些都成为在当时发动起义的有利条件。但是，从全国范围看，“改良”、“维新”的呼声正方兴未艾，可以说是当时中国的主流思潮，而对于“革命”，在绝大多数中国人看来只不过是“密谋”、“叛乱”而已，无法得到广泛的理解和支持。

    广州新军起义和黄花岗起义发生的背景则与此有所不同。维新派“戊戌变法”的被扼杀，义和团反帝爱国主义运动的被剿灭，使许多国人对这个“洋人的朝廷”已不再抱有幻想，而清廷所谓的“新政”也使人们看不到多少新的希望。1910年，中国社会的状况出现了空前严重的混乱局面，清朝统治集团内部的危机持续恶化，清政府财政难以支撑，出现了全国性的财政金融危机，立宪派先后发动了3次全国规模的请愿速开国会运动，广大下层人民群众自发的反抗斗争在全国风起云涌。据统计，全国民众自发的反抗斗争，1906年有199次，1907年有188次，1908年有1 12次，1909年149次，1910年有266次。这说明清王朝已经是日落西山，气息奄奄，一场大的革命风暴就要来临。1910年秋，孙中山就明确指出：“中国内地事情诚为风云日急，有岌岌不可终日之势。”“机局已算成熟”。这时革命的形势比较第一次广州起义时已经更加有利了许多。

    其次，从起义的领导状况来看，也有一些差异。1895年时，兴中会初立，人员最多也只有100多人，且成分复杂，这样的一个团体，不仅组织不够完善，且力量弱小，发动武装起义在很多方面是依靠孙中山的个人力量。孙中山亲自驻广州组织领导起义，他在广州双门底王家祠设立农学会，实际上是广州起义的省内总机关，吸收会员，联络会党，还从美国夏威夷请来化学师制造炸弹。而后两次广州起义举行时，同盟会早已成立。作为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无论是组织程度还是内部力量上都大大强于兴中会，且发动过多次武装起义，积累了一定的斗争经验。广州新军起义的直接领导者是倪映典，他受香港同盟会支部委托在广州新军中开展起义工作。黄花岗起义则是由同盟会南方支部直接领导的，黄兴具体负责并亲自参与了起义。而孙中山在这两次起义中都并未亲临战斗现场，可以说是间接领导了这两次起义。

    再次，三次起义所依靠的力量不完全相同。第一次广州起义依靠的主力是以游民、流氓无产者为主体的会党。他们的长处在于，会党成员一般处在社会的底层，富有强烈的反抗性：有一定的组织系统，只要取得它的首领的支持，很容易一呼而集，是一支现成的队伍：具有“反清复明”的传统，容易接受革命党人的反满宣传，甚至还能接受他们提出的民主共和的主张，这是孙中山依靠会党发动武装起义的原因所在。但广州新军起义则转向主要依靠新军，原因是此前的起义接连失败，使孙中山和革命党人感到，会党存在着严重的缺点，他们成分复杂，组织涣散，彪悍难于节制，战斗力不强，因此军事斗争不能只依靠会党，还应该加强在清军尤其是新军中的革命活动，把掌握新式武器、有一定训练的新军作为发动起义的基本力量。因此，这次起义主要是运动新军，以新军为主力。而到黄花岗起义时，情况又有新的发展，革命党人除了继续对运动新军给予重视外，还开始尝试建立自己的精锐部队。这次起义同盟会选拔800名骨干人员组成“选锋”（敢死队）进入广州，准备作为起义的中坚力量。在起义仓促发动之后，实际上也主要是黄兴率领一部分“选锋”同清军进行战斗。

    最后，起义的组织准备程度不同。第一次广州起义可以说是在组织仓促、准备不够充分的情况下进行的。当时广州城内有清方正规军一万多人，训练有素，而兴中会临时组织起来的队伍则只有几千人，而且基本是依靠旧有的社会关系或以金钱收买而组织起来的，兴中会并没有在他们中间开展革命宣传教育工作，缺乏严格的组织纪律，起义时很难听从指挥；兴中会内部也存在矛盾，分成“孙”、“杨”（杨衢云）两派，不能形成共同的意志和统一的行动：起义队伍人员复杂，有叛徒告密，致使起义计划泄露；在广大群众中更没有开展革命宣传工作，缺乏广泛深厚的群众基础，难于得到广大群众的支持和援助。在这种情况下发动起义，完全是一种军事冒险。第二次广州起义的准备工作较第一次有很大的进步：同盟会在香港成立南方支部，作为指挥起义的总机关，由胡汉民任支部长，下设筹饷、军事、民军、宣传等机构，分工负责，筹划和组织起义。并以在广州新军里担任炮兵排长的革命党人倪映典为运动新军总主任，派姚雨平、张碌村等策动广州附近的巡防营，派朱执信、胡毅生联络番禺、南海、顺德等地民军作为响应，胡汉民、黄兴、赵声则在港规划全局。这说明此次起义的准备工作要比第一次细致得多。黄花岗起义则是这三次广州起义中准备工作最充分、最周密的一次。为了发动这次起义，革命党人下了破釜沉舟的决心。孙中山特地从美国赶到槟榔屿，召集黄兴、赵声、胡汉民等人和一些华侨中的同盟会骨干开会，商讨起义计划。会后，在香港成立统筹部，作为起义的指挥机关，专力策划广州起义。统筹部下设八课，各司其职，负责各项具体工作。派遣党人潜入广州，设立秘密机关数十处。为避免泄露秘密，在广州的各秘密机关之间，互不通气。对于广州的主要军事据点、清军布防等情况，事前都摸得一清二楚，做了一系列周密的准备，这些都是前两次广州起义所不能相比的。

    上述这些差异表明，通过一次次的革命实践，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党人不论是在对客观形势、起义依靠力量的认识上，还是在组织领导能力、斗争策略上，都在不断地提高，因而斗争规模越来越大，斗争的经验也越来越丰富了。