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

    辛亥革命时期，是中国近代文化发展的一个重要阶段。虽然近年来学术界对此已给予了愈来愈多的关注，但是，其中一些问题还有必要作进一步的研究。本文将着重从文化的时代主题、中西文化的讨论、士人知识结构的转变、传统学术的转型四个方面，作一简要的论述。

    一、鲜明的时代主题

    近代中国的历史，既是中国人民受尽屈辱、灾难深重的历史，也是中国人民勇猛抗争、以鲜血涤雪耻辱的历史。列强发动的每一次战争，都使中国更深地沦入半殖民地的深渊。同时，每一次战争也使国人进一步觉醒，爱国主义精神日益增强，“救亡图存”“振兴中华”之声成为时代的最强音。要救亡图存、振兴中华，就必须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推翻清政府的腐朽统治。反帝反封建斗争，争取独立、民主、富强，始终是中国近代历史的主题。近代中国出现的一切问题，无不与这一主题息息相关，近代文化的发展变化也不例外。

    在辛亥革命时期，帝国主义与中华民族、封建主义与人民大众的矛盾的展开和激化，都是空前的。就前者而言，经过了60年的殖民侵略，列强已逐步控制了中国政治、经济命脉。从一国的进攻，到八国的联合入侵，短短数十年中，国都竟然两度沦落，越来越多的国人对于“亡国灭种”有了切肤之痛。同时，清廷“量中华之物力，结与国之欢心”的媚外、腐朽，使越来越多的人对它丧失了最后一点信心，转而以武器的批判或批判的武器对其发起冲击。于是，这一时期文化的时代主题也就较之以往变得益发鲜明，即发扬民族主义精神、鼓吹爱国主义、提倡民权平等、批判封建主义等，被明显地凸现出来。

    在20世纪初，中国人开始提出并比较普遍地使用“帝国主义”这个概念，并对帝国主义的侵略本性有了进一步的认识。他们指出：帝国主义“乃膨胀主义也，扩张版图主义也，侵略主义也”(《论帝国主义之发达及二十世纪世界之前途》，“兼弱攻昧，为此主义之本领；利己损人，为此主义之目的；而内充实其国力，外张其权势，为此主义实行之顺序。其在外交台上，以诡秘出之；其对未开人种，以暴力压之。假文明之面，行野蛮之实……欧美日本诸强国，群奉此主义”。而中国则成了它们争夺的“舞台之中心点”，时人认识到，面对帝国主义的侵略，要想挽救民族危机，就必须振作国民的民族主义精神”“非以我国民族主义之雄风盛潮，必不可能抗其民族帝国主义之横风逆潮也”。

    中国何以会积贫积弱、遭受侵略？就是因为有腐败的清政府的专制统治。这样，在人们以革命或改良的方式挑战专制政治的同时，对封建主义文化的批判也受到了前所未有的重视。无论是对天地鬼神的信仰，还是对祖先神灵的崇拜，都被视为违反科学的陋习，必须予以清除[4](导迷：《无鬼说》，P861- 862) [5](真《祖宗革命》，一向神圣不可侵犯的君王如今也遭到了清算，即使是对当朝天子，不仅可以骂其为“未辨菽麦”的“小丑’：更有人公开发誓要以张良之铁锥、荆轲之利刃，“直取国中专制魔王之首于百步之外”[6](吴魂《中国尊君之谬想》，P546);千百年来被人奉为至圣先师的孑L子，由于教人忠君、服从，也被斥为“致胎中国二千年专制之毒、民族衰弱之祸”的“民贼”。简言之，中国封建主义文化中的核心观念纲常伦理等，这时无不受到了批判。

    鲜明的时代主题表现在文化的各个领域，从哲学、教育、史学、文艺，到体育卫生、社会风俗习惯等，都有所涉及。这里仅举数例，以具体说明。

    “东亚风潮勤鼓吹，青年有责振神州”这时，许多诗人已不再热衷表现小圈子里的低吟浅唱，而是要触摸激越跳动的时代脉搏；他们不再满足于抒发阴晴圆缺、离愁别绪的个人伤感，而是要道出国家、民族的血泪故事。从秋瑾的“拼将十万头颅血，须把乾坤力挽回”，到罗仲霍的“忍见铜驼卧荆棘，神州遍地劫灰飞”，从高旭的《爱祖国歌》，到马君武的《从军行》，那成千上万首荡气回肠的诗篇，无不表达了作者共同对民族危机日益加深的忧虑，对河山破碎的悲愤，和救国救民的豪情壮志。

    “道故事以写今忧，借旁人而呼肤痛”（佩忍（陈去病）：《论戏剧之有益》，P962)——昔日被统治者视为“不登大雅之堂”的戏剧，这时也成为革命者唤起民众、救国救民的利器。据不完全统计，从1903年到1912年，在革命报刊上发表的杂剧、传奇、京剧和其他地方戏等各类戏曲剧本，不下六七十种。其中，既有本国历史题材，也有外国历史题材，还有反映现实生活的，它们大都以反对帝国主义侵略和清政府专制统治、鼓吹自由平等为主旨，饱含着炽热的情感，慷慨激昂，动人心弦。

    直抒胸臆的诗歌、戏剧如此，就是那些传统学问的研究者也不再是不问世事、心如枯井。“学亡则亡国，国亡则亡族”，“同人痛国之不立，而学之日亡也，于是瞻天与火，类族辨物，创为《国粹学报》-编”[6]（黄节：《（国粹学报）叙》，P43，45) -黄节道出的正是国粹派兴学以救国的初衷。至于史学这门古老的学科，也正是在这时以对旧史学的猛烈批判揭开了中国史学发展的新篇章。

    西方社会科学学说传播的进展，在20世纪初尤为显著。其中，对中国思想界影响最大的，当属进化论和天赋人权学说。这是当时学界的新风，进步学人的心之所好。

    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主义，是为了实现国家的独立、民主和富强，这本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即使是对现实政治愤怒、哀伤、绝望到极点的时候，国人也没有丧失对国家、民族美好未来的憧憬和希望。看看这一时期创办的刊物和发表的文章，《-十世纪之支那》、《醒狮》、《新世纪》、《新广东》、《新湖南》、《新民丛报》、《中国新报》、《中国新女界杂志》、《新世界学报》、《二十世纪之中国》，等等，仅从标题观之，就可以强烈地感受到时人对于中华崛起于新世纪的企盼。“我中国不愤不发，斯亦已耳，如睡斯觉，如梦斯醒，于二十世纪而效法人十九世纪之所为，吾知风声所向，全球震惊，始而虎俄之专制为之倾复，继而自由平等之实幸转移欧美，世界和平之极点，将起点于东方，二十世纪之中国，为民权之枢纽矣。”【《二十世纪之中国》，P71）“苟吾国人人求为英雄志士，不肯居人下，不肯让俄人、英人、法人争先，则二十世纪之中国，必有振兴之一日，必有与白种不两立之一日。为此事者，负此职者，非吾辈童子而谁？吾愿诸君，各用才力，以百折不回之气，而谋国事，则中国之兴，可翘足而待也。”(薛锦江：《二十世纪之中国》，此类内容，可谓比比皆是。

    不仅要争取国家的独立、民主与富强，而且要创造出崭新的文化。在这个问题上，国人也有了更大的气魄和自觉。“今日者，乃吾学界中四千年未有之一大开辟也。绝亚洲大陆，横渡太平洋，涉美欧非澳诸区域，国殊教，人异俗，先二十周世纪，挟聪明智识之长，肆力于所见所闻，抽理于赜，断事必纲，网罗故实，摘英撷采，用学术为当时倡，通内外之邮，汇古今之全，风驰电激，薄影而飞，鼓自然之动力，借以操纵世宙，俾并出于一途。”（陈黻息《（新世界学报）叙例》，上述事例表明，辛亥革命时期的文化全面、准确地反映了时代的主题，体现了时代主题的要求，并成为推动革命和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