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文化四题(2)

    二、中西文化的论争

    中西文化问题虽不是文化的时代主题，但在中国近代文化史上无疑是一个重要问题。如何对待中西文化，在近代中国一直是人们关注的问题，也是不断发生争论、见解歧异的问题。1902年，杨度在《（日本学制大纲）后序》-文中指出：“欲于今日持欧化主义，则顺国民之感情而摇国家之基础，其弊也，舍己从人而外不知其他。欲持国粹保存主义，则亦不足以固国家之基础而先以阻国民之进步，其弊也，是己非人而外不知其他。”他认为：“欲求无弊，则莫如以日本之两主义后先相继者，吾以之同时并重，……同时并教，无所偏倚。”《（日本学制大纲）后序》，    杨度对于欧化主义和国粹保存主义利弊得失的概括是否全面、准确，我们暂且不论。但是该文所揭示的“趋新”的欧化主义、“偏1日”的国粹主义，以及“无所偏倚”的中间路线，确实为这时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这个问题上很有代表性的三种思路。对此，学术界已有所研究，我们也不拟展开论述。这里，只想对几种思路的一些特点及其相互关系谈一点看法。       欧化主义者非常重视对西方文化的学习、传播，同时对中国传统文化持激烈的批判态度，这是大致不差的。但是，需要强调的是：其一，他们批判的矛头主要集中在封建的三纲五常、孔孟儒学。他们倡言“孔丘之革命”，是因为“孔丘砌专制政府之基”(绝圣《排孔》，从而揭示出传统儒学与专制主义的内在联系。他们还宣传科学道理，反对封建迷信、陋俗。应该说，他们的批判实为当时新文化发展所必需，是为建设新文化而扫除障碍。对此，他们有着一份自觉：“不将古来迂谬之学说，摧陷而廓清之，则新世界之文明无自而入”(《教育泛论》，。“欲昌明真道德，又不可不排斥伪道德。盖伪道德与真道德实有不能两立之理。”(愤民《论道德》，其二，侧重对中国传统的批判，并不意味着就是对国家的未来丧失了信心。相反，他们坚信并致力于民族的复兴。主张努力吸收外来文明的马君武就充满信心地断言：“以中国飞扬突起于二十世纪，以中国优尚之人种，横行于此地球，何难之有！”[12](《创造文明之国民论》，在进行文化批判的时候，他们是说了一些过头的话，如：认为中国的国粹“已属于过去之陈迹”，“尤当早于今日陈诸博物馆’，但是，恐怕这并非主流。况且这类说法往往是出现在以“动则称国粹”者为对象的、带有论争性的文章中。而且即使是在这类批评国粹主义的文章中，他们也还是肯定了周秦学术、两汉政治、宋明理学等“国粹”的历史价值，即当时“皆可超越一世，极历史之伟观，较诸希腊罗马未或下也’，他们只是强调随着社会的进化，应该创造新文明而不能临摹旧文化。他们之所以在论说中有所偏重乃至趋于极端，是因为他们更担心“若专是古而非今，尊己而卑他，标异于人，而以助国界之愈严明，梦想草昧，而使人群之退化”(反：《国粹之处分》，P192- 193)。“醉心欧化”的人不能说不存在，但不应将主张学习西方者都归之为“醉心欧化’，。因此，当时论敌国粹派所赠的“醉心欧化”，不能说是对这一思路全面的、本质的准确概括。

    关于国粹保存主义者，当时的情况复杂，有封建守旧派、“中体西用”的洋务派，也有资产阶级的改良派和革命派。这里，我们只想针对其中的资产阶级改良派和革命派的情况强调两点：

    第一，他们侧重挖掘传统文化的正面价值，有所谓“古学复兴”之说，但并非无批判地肯定。比如，他们也反对儒学独尊，提倡思想自由。不是把孔子及儒学作为圣人和圣经来崇拜，而是作为历史人物和文献典籍来研究分析，也就是说，要把儒学从独尊的统治的地位降为普通的学术流派。    第二，针对欧化主义者对本民族优秀传统重视不够的弱点，这两派有意识地用发扬国粹来“激动种性，增进爱国的热肠”，试图从传统中汲取推进社会进步的精神动力。同时对西学输入所造成（或有可能造成）的负面影响，提出批评与警示。在中、西学之间，他们确实偏重前者，但不能据此指责他们排斥了后者。1908年，一些南社成员“悯国粹之陵夷，古典之不振”，在日本东京组织复古社，其宗旨是“专研究古学，以与新说相融合”(《复古社广告》，P113)。实际上，此派中不少人都明白，要保存国粹，“欲救以学，则必揩拭双眸，盱衡六合，甄采老、墨，吸纳佛、耶，驱策化、电、声、光，观摩培、笛、达、赫，然后提挈儒术，互相衡量，醇疵毕见，始萃一炉，鼓铸既烈，精光四溢。斯国粹署名，乃其实克副。若摭拾琐碎，钩稽异同，株守片隅，重研哲理，纵缘新法比附，究属变相汉学，趣注末节，无俾本体，横流日甚，亦终必亡。”（周祥骏：《答（国粹学报）胡仲明书》，P186)正因为有了这等心胸和见识，此派中的一些人物才能够“以新理新法治旧学”，在传统学术的转型过程中作出独特的贡献。所以，正如同不应以国粹派的批评来论断欧化主义者“醉心欧化”，我们也不必根据欧化主义者的批评断言国粹保存主义为复古、排外。

    至于调和论者，就表面观之，似乎他们也确实有超越欧化与国粹，调和古今和新1日的意愿。但究其实，他们实际上大都还是有所偏重的。这尤其需要研究者细心地考察和甄别。比如杨度，一方面如上文所引，他主张欧化主义与国粹保存主义“同时并教，无所偏倚’：另一方面，作为清末修律中的法理派的代表人物，他又明确提出：“礼教并不能谓之天经地义，不过治民之一政策而已。审时变之所宜，应以何种政策治其民者，即以何礼教治其民，一切政治、法律、教育，皆视之以为转移，无所谓一成而不可变者也。”(《论国家主义与家族主义之区别》，P530)其重点是要以“新”代“旧’，反之，修律中的礼教派代表人物劳乃宣虽然对“偏于旧者”和“偏于新者”都有所批评，并且颇具辩证地提出“有古而后有今，今者古之嬗也。有今而后有古，古者今之积也’，o然而，究其实，劳乃宣是论“道则从古从旧，器则是从今从新”。实质上，劳乃宣坚持的还是“中体西用”的路数，以维护封建礼教为出发点，反对法理派的变法主张。    顽固保守封建文化，或者只限于吸收西方的工艺，反之，一切照搬西方，都不是正确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因此，当时也有一些人对偏颇的、错误的思想主张提出了批评，指出：“闻之开新、守1日两派之言矣。开新者日：欲造新中国，必将中国一切旧学扫而空之，尽取泰西之学一一施于我国。守旧者日：我欲强我国，行我古代圣王之法而有余，不必外法：或但取其艺学。二家之见，所谓楚则失矣，齐亦未为得也。”他们认为，不论对于中国文化或西方文化，都不应该是一概接受或一概排斥，而要加以具体分析：“夫我国之学，可遵守而保持者固多，然不合于世界大势之所趋者亦不少，故对于外来之学，不可不罗致之。他国之学，固优美于我国，然一国有…国之风俗习惯，夏裘而冬葛，北辙而南辕，不亦为识者所齿冷乎？然则对于我国固有之学，不可一概菲薄，当思有以发明而光辉之。对于外国输入之学，不可一概拒绝，当思开户以欢迎之’，总的原则应该是：“吸食与保存两主义并行”，“拾其精英，弃其糟粕”，而“于西学庶免食而不化之讥，于中学冀呈晦而复明之象”（师堇（高旭）：《学术沿革之概论》，P46)。他们对待中西文化的态度，是“合数千年吾国国学之精粹，各取其长，进而参考东西各科之新理，以求其是’也就是要“合古今、贯东西而熔铸于一炉”(凡人《开通学术议》。这就是说，融会中西文化，目的在于创造近代新文化。鲁迅在当时就明确提出：这种新文化应是“外之既不后于世界之思潮，内之仍弗失固有之血脉，取今复古，别立新宗”。

    在如何对待中西文化的各种主张中，应该说融会中西以创造新文化的见解是有积极意义的，是符合文化发展的轨道的。像中国这样一个在近代落后于世界潮流的的历史文化悠久的大国，要想迎头赶上、独立富强，既不可能拒绝吸收西方资本主义文化，也不能否定自己的文化传统，全盘照搬西方文化，只能根据中国的实际，对中西古今文化取其精华，弃其糟粕，融会贯通，创造发展新文化。这实际也就是继承、吸收、筛选、改造、整合的过程。