秋瑾命案的错位执法(3)

　　光复会的法外复仇

　　相关资料显示，在秋瑾案中被指控为告密出卖的绍兴籍立宪派人士胡道南、袁翼等人，当时所发挥出的其实是保土安民的社会稳定器的作用。

　　徐锡麟案发生后，一直与其意见不合的亲生父亲徐凤鸣（梅生），主动于1907年7月12日到山阴县衙投案自首。山阴劝学所总董杜子楙、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袁翼、会稽劝学所总董王世裕、前署长兴县教谕胡道南、江西候补知县徐维则、候选直隶州州判陈邦翰，于第一时间上书绍兴知府贵福，请求“暂予保释，以免株连而安人心”。

　　7月15日，浙江巡浙张曾敭密派时任铜元局总办的候补道陈寿嵩（翼栋）前往绍兴，继续查办徐锡麟、秋瑾的余党。陈翼栋到绍兴后，依据匿名揭帖武装查抄堕民子弟学校同仁学堂，以及为该学堂提供经费的戏捐公所，在社会上引起极大恐慌。7月19日，胡道南、袁翼等24人联名给浙江巡抚张曾敭和主持杭州铁路公司的绍兴籍四品京卿汤寿潜发出陈情通电，要求陈寿嵩撤离绍兴。

　　8月2日，绍兴府中学堂监督袁翼就秋瑾案的告密一事致信张曾敭：“沪上各报为秋瑾死事诬翼告密，要求更正。以宪台电奏，有绍绅密禀字样，不知告密究系何人。乞电示以雪沉冤。”

　　8月4日，袁翼又在致张曾敭的第二封公开信中写道：“今且不问秋瑾之被杀当不当，但问翼之于密告不告。度大公祖明镜高悬，当有为翼鸣冤者。”

　　8月14日，绍兴府劝学所邀请八个属县的劝学绅董齐集府城召开特别大会，就秋瑾案的绅士告密一事，代袁翼、胡道南等人辩诬。

　　与以立宪派人士为主体的民间报刊舆论努力把秋瑾案纳入近现代法政启蒙的公共话题和正常轨道背道而驰的，是秘密从事排满革命的光复会人士。

　　光复会主要创始人之一的章太炎，当时远在日本东京。在1904年的“苏报案”中，他是被慈禧太后亲自挂帅的专案组以“劝动天下造反”、“大逆不道”的罪名预定死刑的钦定要犯，是上海公共租界恪守现代法理的法外治权，拯救了他的一条生命。

　　凭借“苏报案”获得国际性知名度的章太炎，竟然没有半点虚心去认真学习来自西方的法政知识，以便与国际通行的文明准则正常接轨；反而抱着所谓“国学”的老黄历，更加极端地鼓吹大汉族主义的尊王攘夷、排满革命。

　　他在1908年7、8月间撰写的《复蒋智由书》中，明确表示应该对袁翼等告密者实施报复暗杀，并且“莫须有”地尖锐指责蒋智由是在包庇偏袒与其同为立宪派社团政闻社成员的袁翼。

　　另一位光复会创始人陶成章在《浙案纪略》中介绍说：“先是，绍兴士绅既有恨于瑾，又因师期屡改，密谋尽露，于是胡道南等密禀知府贵福。”作为证据，陶成章抄录了绍兴知府贵福致浙江巡抚张曾敭的前述密电。据陈去病在为小名金发的王逸所写的传记文章中介绍，1907年7月，在浙江绍兴准备响应徐锡麟安庆起义的秋瑾、竺绍康、王金发等人“为郡人胡道南所讦”，导致“瑾被捕死，逸与绍康独脱去”。1910年，王金发“令其徒伪为胡舟人，侵晨闯其闼，击杀之”。

　　这里的“其徒”，指的就是主动供认参与暗杀胡道南的绍兴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1912年1月14日凌晨，35岁的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在上海法租界广慈医院惨遭新一轮的暗杀行动。1月19日，上海公共租界警务处刑侦股的《警务报告》记载了这样一段案情追踪：

　　“关于陶焕卿于本月14日在金神父路广慈医院被人击毙之事，他的朋友们说，一个叫王竹卿的绍兴人可能是两刺客中的一人。经查刑侦股档案，此人曾被人控告过，亦曾服过刑。他曾用过两个别名，过去是某满清官员的仆役。1911年4月24日，他在刑侦股受审时说，他是革命党人，该党在江浙两省拥有党徒六七万人。他曾于1910年某时在绍兴打死劝学署（Educa－tionalBureau）成员吴振声（WooTsungSun）。因吴曾杀害一个革命党人。警务处曾将王所说之事告诉中国当局，但他们不信。以后便于1911年5月9日将王逐出公共租界。”

　　这里的吴振声（Woo　Tsung　Sun　），是《辛亥革命与上海：上海公共租界工部局档案选译》一书的明显误译，其准确的汉语拼写是胡钟生。所谓“在江浙两省拥有党徒六七万人”的革命党，指的是由蔡元培、章太炎、陶成章、徐锡麟、秋瑾等人参与创办或主持领导的光复会。

　　据光复会创始会长蔡元培在《亡友胡钟生传》中介绍，胡钟生名道南，字任臣，号钟生。他15岁考中秀才，28岁考中举人，随后连续七次参加全国会试都没有考中进士，一度以举人资格出任长兴县学教谕。蔡元培与胡钟生在绍兴中西学堂和学务公所有过共事经历，两个人在观念上虽然存在较大分歧，却能够“相信相爱，一如曩昔”。

　　1910年的阴历八月十五日中秋节，刚刚出任绍兴清查公产事务所总理的胡钟生惨遭暗杀。这天黎明，有两个家奴打扮的人急匆匆来到清查公产事务所告诉看门人说：胡先生家昨天被盗，特来报告胡先生。看门人进去报告时，有一人尾随而入。还没有起床的胡钟声听到消息，急忙披衣而出。“尾者忽出手枪，击君，未中，君却走，尾者追之，复发两弹，皆中。众闻警毕集，则击者已遗两履而逸矣。”胡钟生临死前告诉儿子胡豫，刺杀他的人来自“下流学界”，原因是怀疑他参与了针对秋瑾的告密活动。按照蔡元培的说法，辛亥革命成功后，“秋案之始末公布，而君之冤乃大白。”

　　在告密证据并不确凿的情况下，鼓吹排满革命的光复会成员王金发、王竹卿等人，不去向张曾敭、贵福等官府大员碰硬寻仇，偏偏把法外复仇、冤冤相报的暗杀枪口对准了手无寸铁的胡道南。

　　到了1912年1月14日，投靠依附于同盟会方面的沪军都督陈其美的前光复会成员王竹卿、陈锡奎等人，又伙同蒋介石暗杀了为辛亥革命做出卓越贡献的浙江绍兴籍光复会副会长陶成章，从而把这种恶性循环的冤冤相报，演绎成为汉族人杀汉族人、浙江人杀浙江人、革命党杀革命党的自相残杀。1912年3月27日，避往嘉兴的绍兴人王竹卿，又倒在光复会派遣的复仇杀手的枪口之下。出任绍兴都督的王金发，对于绍兴民间社会的残暴盘剥，更是远远超过了清朝时期包括贵福在内的所有地方官员。