云南辛亥革命回忆录

　　云南昆明重九起义，距今已五十一年，虽然只有一天一夜的战斗，但事前酝酿和事后规建，其间经过也相当复杂。

　　（一）革命党人掌握云南部分军权的经过

　　光绪末年，清廷废科举，命各省遣送学生留学东西洋。甲辰我在滇垣预选，赴日本入振武学校。丙午五月毕业，入广岛步兵联队步兵科练习，逾年进陆军士官学校。戌申更入富岗联队见习。己酉四月毕业，为士官第六期。第六期有滇籍同学谢汝翼、刘祖武、赵复祥、李根源、罗佩金、叶荃、张开儒、黄毓成、顾品珍、唐继尧、庚恩赐、李敏、郑开文、杨集祥、李伯庆、孙永安、叶成林、李万祥、欧阳沂、刘法坤、王廷治等二十余人，还有川籍同学刘存厚等及赣籍同学李烈钧等。蔡锷于士官第三期毕业，早于上述诸人。当时清政不纲，人心思汉，以上同学多加入中国革命同盟会。此外尚有滇籍黄毓英、邓泰中、李植生、禄国藩、川籍熊克武、但懋辛等在日本东斌学校肄业，黄、邓、熊、但等也加入同盟会。

　　士官第六期毕业时，朱家宝（滇省华宁人）任安徽巡抚，叶荃回国，到安庆以乡谊谒朱。朱嘱叶拟筹办安徽陆军讲武堂章程。他拟就意见书呈朱后，朱名送他每月八十两银子，连送两月，但迄未命其开办。我闻叶筹备安徽讲武堂，到安庆找他，他正因未奉命开办而气闷。时华宁人魏家琛在皖抚署任秘书，我与朱、魏均旧识，访魏探询，才知朱以嘱叶拟章程而叶所拟乃意见书，认为叶不懂公事，不能办事。于是我与叶同离皖，搭轮船赴汉口，乘京汉铁路车入北京，准备应军咨府考试。嗣同护理云贵总督沈秉堃电调我们回滇，李经羲亦在京催促，我遂与谢汝翼先行回滇，五月抵昆。我任新军第十九镇第三十七协第七十三标教练官。时沈秉堃正筹办云南陆军讲武堂，委韩建铎为讲武堂总办，派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胡景伊协办，并派我参加筹备工作，与韩、胡一同拟具讲武堂章程。韩旋调炮队第十九炮标统，胡兼讲武堂总办。七月底准备招生，我意教练官便于掌握兵权，利于革命，因推荐叶荃当讲武堂监督，胡景伊允转呈沈秉堃。适李根源回国抵昆明，谒胡景伊与粮饷处总办杨伯纯。杨向胡说：“留日士官生多礼数气傲，只有李根源能谦下，此人很对。”胡就呈沈派李根源任云南陆军讲武堂监督兼步兵科教官，负责筹备讲武堂，并派叶荃、赵复祥、黄毓成任讲武堂教官。三人不愿与李同事，同南行至呈贡，邮寄封还委状，即北向兼程入川。抵成都，遇李守庄，经李之介，谒见藩台王人文，王保举三人均任督练公所提调。沈秉堃以三人拒不奉委，违反军纪，呈陆军部通令全国拿办。胡景伊因三人之出走，受沈责备，谓其办理不善，胡乃辞所兼讲武堂总办职，由高尔登继任。陆军部拿办三人通令到川督署，赵尔巽电询云贵督署。时李经羲已抵昆明就任云贵总督，沈秉堃已调任广西巡抚，李复电赵尔巽免予拿办，调三人回滇任职。三人回滇后，赵任第七十五标教练官，黄任马队第十九标教官，叶待命数月未奉委，乃再度赴蓉，护督王人文委叶任驻会理州新军标统。殷承献回国在北京应军咨府考试，列优等，适第十九镇正参谋官出缺，军咨府径派殷任驻滇新军第十九镇正参谋官。不久沈秉堃调督练公所参谋处总办胡景伊赴广西任协统，殷遂升参谋处总办。谢汝翼、刘祖武、张开儒、顾品珍、李烈钧、方声涛、赵康时、韩凤楼、沈汪度、李达夫皆任云南讲武堂教官，我被派兼讲武堂教官及教练处提调。谢旋调炮队第十九标第三营管带，韩调第十九镇工程营管带。罗佩金回国在桂省龙济光处任将聘学堂事，嗣调滇任第十九镇随营学堂监督。未几，随营生并入讲武堂，罗调充陆军小学堂总办。旋罗奉命赴日本订购工程队材料，陆小总办第十九标教练官，寻调该标第一营管带，曾兼讲武堂教官。唐继尧回滇，历充督练公所参谋处提调、代理第十九镇正参谋官等职。庚戌年因英军进犯片马，李经羲委李根源调查片马防务。

　　宣统辛亥正月，云贵总督李经羲调蔡锷由广西来昆明，蔡派雷飙先来，雷被任为第七十四标第三营管带。蔡到昆明后，李经羲并未及时用他。他和我住在教练处，每天伏案著书，著了一本《曾胡治兵语录》，写了一个筹办兵工厂的计划，直到五月间才被任为第三十七协统。这时罗佩金调任该协第七十四标统带，刘存厚任该标第二营管带，唐继尧调任第一营管带，杨集祥由军咨府径派来滇接任第十九镇正参谋官。李根源自迤西返抵昆明，被调任督练处参议官。唐继尧在士官学校学炮科，而所任第一营管带系步兵军官职务，因此操场术科显见外行，担任管带仅月余，就奉调讲武堂监督，其管带职由北洋系之刘某接任。时张毅接替高尔登任讲武堂总办。

　　云南陆军讲武堂于已酉年八月十五日成立，招收学生甲、乙、丙三班，分为步、骑、炮、工四兵科，共计四百余名。甲班由第十九镇的管带、督队官、队官、排长中选调一百二十人，乙班由巡抚防营管带、帮带、哨官、哨长中选调一百人，丙班招考贡生、廪生、秀才、普通中小学生以及识字的健壮青年。开学后两三个月，有云南优级师范毕业生杨秦、胡瑛、李应恒等六人廪教练处，请求投靠讲武堂，会李根源准许寸性奇入学，我援例拟批准许六人报考，并介绍在第七十三标担任临时司书的范石生，也同六人一齐考入讲武堂。庚戌年，随营学堂学生二百人并入丙班，并由丙班及随营学生中选拔优秀者三十人左右编为特别班。杨秦、范石生、李应恒、胡瑛等俱选入特别班，辛亥年八月，均以优等毕业，杨为第一名，董鸿勋为第二名，杨、范、李学炮科，均派在炮队第十九标韩建铎部。黄毓英回国到滇西活动革命，旋潜来昆明，投考见习后，我保荐在我营任排长。邓泰中、李植生、禄国藩一同回国，邓在第七十四标第一营唐继尧部任司务长。因东斌非军事学校，对于邓之任命，当时有人持异议。

　　光绪丁未，云贵总督锡良到任，带来许多川人充任滇省巡防部队带兵官，并成立陆军混成协，以陈宦充协统，各部带兵官亦多以川人充任。嗣扩编为陆军第十九镇，以北洋系崔祥奎充统治，崔带来北洋系军官百余人。以李经羲任云贵总督，以靳云鹏任督练公所参议，靳又带来许多北洋军官，于是各项重要军职，多由北洋军官充任。

　　及辛亥革命前夕，新军重要幕僚及带兵官，犹多由北洋军人充任，除附表所列外，北洋军人之在第十九镇任管带、队官等各级带兵职务者尚多，不能完全列举。例如我所带的这个营，督队官（副营长）薛树仁、前后左右四个队官唐元良、孔昭同、李敬符、安焕章，全是北洋系；排长三分之二以上是北洋系，云南人只二人，四川人一、二人。辛亥革命前夕，川籍军官在驻滇新军担任较重要职务者有第七十四标第二营管带刘存厚，湘人有第三营管带雷飙等。滇籍留学日本士官学校学生回国后，如前所述，逐渐取得部分军权。云南讲武堂特别班分发见习，丙班生分发入伍到达部队，距“重九起义”均仅只数日，部队情形未熟，又处于许多北洋系队官、排长监视下，但杨秦、范石生已先有联络。

　　（二）准备起义

　　云南革命思潮日愈高涨，云南的留日士官讨论革命日益频繁，但对革命领导问题有了分歧。有的主张云南的革命应由云南人领导，这一派人就是罗佩金、殷承献、李根源等。有的主张推举蔡锷为领导，因为蔡是士官学校第三期毕业生，资格较老，且有才华，有眼光，任职协统，阶级较高；又由于雷飙、刘存厚、谢汝翼、唐继尧和我五个管带都拥戴他而有较大实力，一旦起义，他最能掌握全局，所以主张选他。这一派人除以上五个管带外，还有沈汪度等。结果决定选蔡锷为领导。此后，罗、殷、李等未参与会议。我们暗暗进行，不使罗等知道。

　　起初在我家与刘存厚家开秘密会多次，大家认为最重要之事为拿兵权，设法安插同志带兵，其具体结果如我与谢汝翼、刘存厚、雷飙先后均任管带，黄毓英任排长等等。以后又临时安插唐继尧回任第七十四标第一营管带。我认为起义时首先应攻下军械局。由日本人加藤（华名李惠安）曾在日本陆军大学毕业，并历充日陆军队官参谋等职，参与过日俄战争，因故被撤职，来到中国广西。时蔡锷、李协和（烈钧）均在桂任军职，李惠安附和协和反对蔡。未及，罗佩金奉命赴日本购买工程队材料，其陆小总办职由协和代理。协和与我等几个留日士官约同请李惠安讲授兵棋，约两三次。他时常访晤我与唐继尧等，与闻我们计划起义之事。因他较富作战经验，是个有才干的人。我问他，军械局围墙坚固，如何攻取。他答：“可以用梯子靠墙头，沿梯而上”，并要求参与密谋起义会议。蔡锷说：“他是坏种，不准他加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