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经费从哪里来？

　　1905年，即民国前7年，中国同盟会在日本东京成立。

　　这是反清势力在海外的一次“振衰起敝”，即以兴中会为基础，联合华兴会、光复会、科学补习所等团体组建的一个革命组织(即政党)。因其时多讳言“革命”二字，故只以“同盟会”见称。以史学家章开沅的研究，之所以取名“同盟会”，显然受到日本政界的影响，如1898年由宪政本党创建的“反对增租同盟会”，1900年犬养毅创建的“国民同盟会”。后者对中国革命党人的影响较大。(参见章开沅《百年以后看同盟会》)

　　8月20日下午，同盟会召开成立大会，与会者三百余人，一致推举孙文为“总理”。以美国学者李大陵的看法，同盟会的成立，“不仅意味着革命运动实质的扩张，同时也显示革命思想向前迈出一大步”。实际上，还有更重要的一点，即这些崇尚革命的势力于焉有了一个统一领导的中心，在此之前，“革命团体里面的成员，并不是很团结的”(台湾学者罗若湘语)，革命目标也不统一。因此，同盟会在成立之时，首先是通过了“革命宗旨”，统一了目标，其次，把民生主义的理念纳入同盟会誓词之中，即：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民国，平均地权。

　　同盟会革命目标与方略既定，如何唤起国民“同心戮力，扫除腥膻，建立民国”(章太炎语)，迫切需要解决的一个问题就是“革命经费”。同盟会并无一定的财力基础，虽然章程规定凡入会者需缴纳一元(日币)会费及年费，但有限的会费应付东京本部日常开支尚且成问题，若要策动一次武装起事或资助非同盟会员的反清行动，无异于纸上谈兵。事实上也正是这样，“革命阵营之不能团结，甚至于九次反满军事起事中的八次失败，在诸多因素中，也可以归咎到脆弱的财力基础上”。(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台湾《近代中国》1979年6月第11期)

　　因此，同盟会在辛亥革命前历次起事的经费问题一直困扰着它的领导人。那么，这些职业革命家从事革命的经费究竟可以从哪里来?

　　会费不足，会员常常“自掏腰包”

　　同盟会成立后第二年，孙文尝谓“加盟者已逾万人”。但同盟会元老冯自由在《革命逸史》第六集中所披露的民国前五、六、七年之会员数，只有960人，而后来台湾学者在“党史会”所见同盟会早期会员名册原件(1905—1906)，实为956人，并没有1907年以后的会员名录。从史料角度看，这两个数字出入不大。这个数字的多少，与当年会员会费及捐款有关，若不昧于史实，应以会员名册为准。

　　同盟会东京本部会员，大都为一腔热血的留日学生，年龄以20岁至25岁占绝大多数，分别来自国内17个省份(甘肃省当时没有留学生)。东京同盟会成员既属于本部，也属于各省支部，“也就是说他们同时对两方面都得缴纳入会费、年费及捐款”。最初章程规定入会费为日币3元，后改为1元，年费亦为1元;而“基本捐”则因人而异，年入在200元以上的，年捐5%，年入在1200元以上的，年捐10%。另有“特别捐”，数目由同盟会总理决定。(1905年总章，第十四条二至五款)

　　很显然，这是不现实的。东京本部会员中的留学生，平均月饷约在10元至30元之间，除正常的学习和生活费用外，一般不会有太多余钱。于是1906年修改程章，规定入会费为一元，此亦包含了他们应捐给本部的数目。

　　1906年11月22日，孙文致同盟会新加坡分会会长陈楚楠函中，曾预计本部每月经费之需在日币数百元。以已故海外学者郑宪的看法，“这是相当保守的估计，他的意思可能也仅本部的公务预算而言”。这一年冬天，反清秘密结社哥老会在湖南、江西相继起事，即萍浏醴之役，同盟会得知这一情势后，派人潜返国内响应，力图扩大起事的成果，并从事“破坏任务”。在这一时期，留在东京未走的会员，大约只有150人左右。

　　所谓“破坏任务”，包括“联络同志、考察民情、侦察清兵、游说官吏、离间朝野、发露暴政、结合外情”等11项，(《革命方略》附件，参见《革命文献》第二辑)分别由本部或国内外支部所派定，自然需要巨额经费的支持。许多同盟会会员“常常为了公务而自掏腰包”，同盟会元老之一张继就曾这样回忆：他们不只是以从事革命活动时向公家要钱为耻，还常以私款捐助孙文奔走海外进行募捐活动。(张继《五十年中国国民党之动力》)

　　《民报》一度获捐不少，后来“伙食也开不出”

　　《民报》正式创刊于1905年11月26日，是同盟会的机关刊，前身为《二十世纪之支那》，此时易名为《民报》。孙文认为的国民革命运动，无外乎立党、宣传与起义，三者缺一不可，方能克竟全功。宣传之重要，即在于“文字收功日，全球革命潮”。

　　《民报》得以顺利出版，因湖北襄阳一富家之子、同盟会会员刘公(名湘，又名柄标，后改为公)“确曾慷慨捐助”，不足之部分，分别由会员认捐五元。

　　孙文的“三民主义”在兴中会后期以及同盟会成立时的誓词中，已有所表达，但正式把“民族、民权、民生”三大主义同时提出，是在《民报》的发刊词中。《民报》第一号目次页印有四句话，即：世界第一之民族主义大伟人黄帝;世界第一之民权主义大家卢梭;世界第一之共和国建设者华盛顿;世界第一之平等博爱主义大家墨翟。如此相提并论，看起来有点像“大拼盘”，却也显出同盟会与《民报》当时的理想价值取向。

　　《民报》初期，或因先前《二十世纪之支那》之故，拥有一个较为广泛的发行网，再加上一时间来自各地同盟会会员和非同盟会会员的捐助，经费未成问题。《民报》售价0.2元，第一号出版5000册，其中2/3寄回国内销售，剩下部分在日本发行。前几期多次再版，至第四号(1906年5月1日)，“由于国内的大量需求，发行额达到一万多册”。在当时，这是一个可观的数字。

　　第一号出版不久，即发生日本文部省颁布《清国留学生取缔规则》、会员陈天华愤投大森海湾自溺事件，引来学潮。陈天华的悲情投海虽与《民报》发行量无关，但在客观上进一步刺激了反清仇日情绪。自《民报》不定期出版，“捐款便源源而来，虽然每笔的数字不算太大。大约《民报》初出版的一年中，从东南亚或欧洲等不同地方来的十五笔捐款(包括个人或机构)，共为一千二百一十元”。

　　1906年底，《民报》举办周年纪念会，出席读者达6000人之多。现场有人呼吁捐款，响应者共181人，收得捐款780元。其后又有来自华侨区的230笔个人或机构的捐款，共计670元，另有1.5英镑。此时《民报》已成为革命党组织象征性的中心，“同志经常在这里见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