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经费从哪里来？(3)

　　虽然在争取华侨富商支持方面乏善可陈，但香港富商李升之子李纪堂、西贡法华银行买办曾锡周、曾的同事马培生、堤岸(西贡“唐人街”)百货店“广逢泰”老板李卓峰诸人，均曾各助数万，“惟此情形并不多见”(蒋永敬语)。当年捐助革命党活动的积极人物，辛亥之后不少被征召，如李纪堂，辛亥九年广东光复，被广东都督胡汉民征为交通司长，后为国民政府侨务委员会委员;李卓峰被临时大总统孙文颁以“优等旌义状”，后被委任为大本营建设部工商局长、建设部次长。

　　发行“革命债券”，一般许以优利。同盟会成立之前，即有债券发行，当时称为“股份银”，以千还百。之后，眼见“革命成功”希望渐大，债券利息亦曾随之减少。其后又规定：凡出资助饷者，一俟军政府成立，一年期四倍偿还，即万元还四万，“给予国内各等路矿商业优先权利”，“为国立功者，与战士勋劳一体表彰”，授予“优先国民”待遇等，不一而足。

　　1908年春，河口之役紧要关头，代理河内机关部负责人胡汉民急电在新加坡筹款的孙文，谓若得10万元，分半先为粮食之用，分半预备子弹之补充，“则大军所至，势如破竹”。孙文接电后，即致信马来亚的邓泽如、黄心持(5月20日)，请二人再次游说吉隆坡实业家、“同志”陆秋杰，富商陆佑(字弼臣、经营矿业)设法救助，承诺“若秋君或弼翁肯任此十万，当酬以云南全省之矿权专利十年也”。此信还强调：“望兄等接此信时，再三向弼翁游说，必得承诺而后已也。盖此事所关非小，吾党今日成败得失，则在于此，此实为数千年祖国四万万同胞一线之所系也……”

　　河口之役失败后，同盟会革命党人元气大伤，“华侨所能资助者，已尽力而为”。以后的两年，无起义行动。其时正在新加坡的孙文，为筹措1500元的河内储藏革命军武器之费用，在仰光、曼谷、芙蓉(马来亚)等地奔走数月之久，总算筹得几千元，同样是以发行“革命债券”而来，唯“优惠条件”较之以往要高，“予投资者总数的五倍偿还”。“这说明一件事实，中山先生在1908、1909年间，急需用钱”(郑宪语)。情急之下，孙文甚至想到要在马来亚经营锡出口专卖，唯当地矿主对此反应冷淡，这一计划也终成泡影。

　　黄兴等人创办的“勤学舍”，其经费原本为在东京的各省支部所认捐，但大约半年之后，即至1909年春天，开始难以为继，“各支部认捐的月费也竟而不缴”。黄兴以高利贷借款方式，月息达10%，勉力维持到这一年冬天，“终因债台高筑而解散”。黄兴为躲避债务隐于日本友人宫崎寅藏家中两月之久，“直至湖南谭人凤代借官费三折抵借千金之后，黄兴才稍可偿还债务……”(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

　　“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主要依赖于海外华侨，特别是南洋华侨。

　　这些募来的钱几乎全用在了组织和策动国内各地的武装起义上。在同盟会人看来，武力才是“倾覆清廷，创建民国”的唯一可行之途。但在清廷，革命党人的这些活动是非法的。

　　同盟会在海外设有四个支部：南洋、欧洲、美洲、檀岛。曾任南洋支部长的胡汉民在《南洋与中国革命》一文中说：南洋是本党革命的策源地，也是根据地。1907年，孙文被日本政府逐出，偕胡汉民、汪兆铭等人在越南河内设机关部，策动粤、桂、滇三省边境武装起事，革命运动的中心亦随之移到南洋。

　　革命党人之重视南洋，自有地理、文化、经济及战略上的考量。首先，粤、桂、滇三省，地处中国边境，与南洋接壤，易于谋事，便于秘密进入，更利于枪械弹药的运送;其次，海外华侨90%以上分布于南洋各埠，普遍地位较低，民族意识强烈，易于灌输“革命思想”;再次，在中国西南择地起事，若获成功，占领这些边境省份，造成风潮，势必影响长江流域以至华北各省，达到推翻满清的目的。

　　孙文自1900年6月第一次到南洋，至1911年12月当选“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这11年间，先后9次奔走南洋，他提出过一个口号：海外同志捐钱，国内同志捐命。

　　辛亥革命之前，革命党人筹措经费，从整体上来讲，并不是十分成功，好几次起义招致失败，究其内因，都可归咎到经费不足或后援资金的缺乏。看起来，每次起义前，都已筹得一定的款项，但这些钱大部分来自“零星捐助”，整笔大宗的捐款并不多。

　　虽然零星捐助“乃为革命经费最可靠的来源”，但这种“集腋成裘”的方式，存在许多天然的、难以避免的问题，即“不能适应时效，且经手人多，捐款人多，劝募时须向各方说明用途，往往泄露机密”(蒋永敬语)。

　　观察海外华侨对待“革命”的态度，从捐助中即可看出阶层的区别。

　　以当时的情形，中下层、经济情况较差的华侨，赞助“革命”往往最热心;反之，富商及经济情况较好者，对“革命”大都冷淡。胡汉民就抱怨过，“大资本家最不革命，最怕革命……革命好像对他是大不利”。(冯自由著《革命逸史》第五集)不过，革命党人与立宪派党人在海外的对立，也是一个不可忽视的客观障碍。前者要革命，抱定以武力来推翻“现今恶劣之政府”，不惜一切代价;后者要改良，反对暴力，谋求自上而下地实现“君主立宪”，保持社会的相对稳定。两种不同的政治理想(包括方式)，影响不同层次的人群，华侨富人更多是支持康、梁等立宪派党人，因为在他们看来，“康梁派的失势，只是暂时性的，假如一旦清廷改变政策，保皇党人必都可以重新返回政府，掌握政权”。(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

　　海外的中下层华侨人数居多，捐出的皆为血汗钱。而革命党人屡败屡战，如果从1895年兴中会时期第一次广州起义算起，到1911年同盟会时期黄花岗之役，前后10次，历时16年之久，中下层华侨再捐下去，已不堪重负。1910年广州新军之役失败后，孙文在马来亚召开“庇能会议”，号召同志再起——再起的意思，就是要再捐款。孙文声泪俱下，说：我一再向海外的同志要钱，但是到了现在，又来向你们要钱，就这一次吧，如果下次再失败，我就永不来见你们……(参见1980年8月4日台北“华侨为革命之母”口述历史座谈会黄季陆的发言)

　　“华侨为革命之母”，这是一句流传甚久的名言，一般认为出自孙文之口。(台湾学者郑彦棻曾遍查《国父全集》和海外华侨历史文献，更多的是有其意，而无原话——作者注)在国民党党史中，历来是把海外华侨与革命建国联系在一起的，从同盟会筹措革命经费的历史看，海外华侨对于革命党人的支持，不管出于何种原因，抑或在怎样的时代背景之下，“人人皆以为不世之功”，若缺少他们的热诚，以及一点一滴的捐输，“清室无由而覆，民国无由而建也”(孙文语)。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发生，14省独立响应，次年民国成立，清室的隆裕太后宣布宣统皇帝逊位，结束了顺治元年以来清朝268年的统治。清廷虽被推翻，但革命党人的“革命”并未结束，接下来是“二次革命”，历史由此又有了一个纷争的开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