同盟会的经费从哪里来？(2)

　　1907年3月，日本政府迫于清廷的压力，支出一笔钱，礼遣孙文出境。此事背后的原因，系丙午萍浏醴之役失败后，“哥老会与同盟会的关系被清廷发觉，清吏如张之洞、端方和岑春萱等，都认为此役系哥老会与同盟会共谋，因此下令缉拿同盟会的首要分子”。清廷的这一行动，直接导致《民报》不能输入内地，销数减半，不仅印刷费与房租难支，有时连伙食也开不出，再不能像先前一样筹措自足的经费——这话是章太炎后来说的。

　　孙文被迫离开日本前，曾留2000元于《民报》，其余8000元拟作发动惠州之役的经费，此款来自神户股票商铃木久五郎的捐助。章太炎却认为这一万元应全部交给《民报》，后又得知日本政府曾支孙文5000元，章氏更加不满，认为这是孙文得日本人的贿赂，“以为一去不返之保证”。张继、刘师培等人出言附和，庶务刘揆一为孙文辩护，与张继扭打成团，同盟会内部风潮于焉而来。

　　东京本部及《民报》经费捉襟见肘，幸而彼时会员程家柽受清廷肃亲王善耆之托，携万元来到日本东京。此事有两个版本：一为通款于革命党，希望革命党人因此而能停止“革命活动”;二为仅献诸同盟会，并无其他条件，“只对革命党表示好意”(冯自由语)。同盟会本部(刘揆一、章太炎等人)决定接受这笔钱，“但显然的，他们不但没有停止反满活动，并且还把这笔钱用到革命运动上”(郑宪语)。不过，这笔钱到底有限，很快即告罄，加上不久《民报》被封，东京革命党人失去自己的“中心”，近乎一盘散沙，这也是参加第六次起事失败的黄兴和林文，之所以要成立一个新的中心机构“勤学舍”的主要原因。

　　《民报》与立宪派党人康梁论战，进行反清宣传，“革命的声势因之益振”，在清廷再三要求下，1908年10月19日，日本内务部下达命令书，封存了《民报》第24号。章氏法庭抗争未果，反被判处罚金。至此，《民报》共出版了24期。一年后，汪兆铭(精卫)又负责出过两期，只是此时同盟会内部已分裂，拟往他国再办的计划流产。

　　从同盟会成立至武昌起义成功，6年间有过8次重要的武装起事(不包括哥老会、光复会、新军炮兵营等个别的起事)。8次起事中，孙文亲身参与的只有一次(之前一次系兴中会时期，1895年10月广州第一次起义)，即1907年5月22日潮州黄冈之役。其中原因是：早在1895年，孙文即被香港当局所驱逐，1906年、1907年，又分别被日本和越南政府所驱逐，“由于他不能在香港、日本及其他东南亚地区立足，遂将前线的革命活动工作托付给黄克强和胡汉民，自己则从事组党与募款的工作”。(梁敬錞《1911年的中国革命》)

　　此次“革命债券”拟在南洋筹款两百万，东京本部会员中有父兄在南洋经商，“都答应购买，并表示愿意怂恿亲朋大量购买”。然而，富商们认购并非期待中的那么踊跃，其中有一个说法：发行债券受到了当地政府的干涉。实际上，还有另一个重要的因素，即华侨富商与一般底层的华侨有所不同，在当时“他们视同盟会革命党员如‘恶徒’，认为革命绝无成功的希望。因此，他们宁可与暂时失势流亡海外的立宪保皇党人联合，而不与没有官位、被清廷斥为‘盗匪’的革命党人相交往”。(郑宪著、吕芳上译《中国同盟会革命经费之研究》)

　　出于对一些富有华人募款的失望，1905年10月，孙文托西贡的法国朋友李安利(Z.Leoni)印制了四盒“革命债券”，债券一面为英文，一面为法文，试图转向外国人筹款。1906年2月，孙文在法国稍事停留，“显然此行是在向法国金融界推销革命债券或交涉一笔大的借款，正如他在同盟会后期几年所想做的一样”(郑宪语)。

　　发行“革命债券”并未能达到预期的效果，孙文将这批债券运交香港支部负责人冯自由暂时保管。1907年初，革命党中止了在广东的一次起事计划。同年5月，黄冈之役失败，部分债券被用来支付“同盟会旗帜下动员的志士的费用”。年底，策动镇南关起义，孙文指示冯自由将所剩债券送交河内总部，未料被海防、海关查出并没收。后来法国驻越南总督同意归还这批债券，孙文将债券带往新加坡，又被当地警察发觉。担心由此引来不必要的麻烦，孙文将其付之一炬。

　　1907年5月至1908年5月间，革命党人在南方三省(两广和云南)一连发动6次起事。以孙文本人的计算，大约共筹用了港币20万元，其中一半以上筹自东南亚，另一笔钱来自一位“同志”，独捐5万元，孙文自垫1.5万元(其中1000元为孙文平日积蓄及孙家变卖珠宝所得)。所谓一位“同志”，孙文致吴稚晖信中不便明说，因其当时仍具清廷驻巴黎公使馆商务专员身份，此人即性格侠义、体弱足蹩、不良于行的张静江。

　　筹来的钱款，主要用于购买军械、租船接运、花红(即赏金)、来往川资及善后抚恤等。20万的数字，“相信是比革命党实际筹用的总数为低”。至1907年9月防城之役，革命党人已用尽所有的“革命经费”，此后即依赖西贡与河内华侨的支援。1910年2月广州新军之役，所用经费3万元。役前孙文正在美国组建3个新支部(洪门会员为主)，接胡汉民“新军起事计划”电报，自信在两月之内可筹得港币两万元，实则汇来：纽约3000元，波士顿2000元，芝加哥2000元，旧金山1000元;不仅如此，旧金山的钱寄达香港时，起事已失败(前后共两天)。亏得甫入盟不久的新会员李海云以“毁家赴义”之勇气，尽提其父在香港所开远同源商号(汇兑公司)现款两万余元，献诸革命党机关部，才使起事得以进行。(冯自由《革命逸史》第一集，中华书局1981年版)

　　1911年4月黄花岗之役，为同盟会倾全力以攻占广州为目标的一次起事，也是8次起事中唯一有经费收支报告的一次。此役共支付18.7636万元。

　　武装起义的最大成本，固在不惜流血或生命丧失，同时也是在烧钱。以1908年4月云南河口之役为例，其经费约5万元左右。据当时胡汉民写信向孙文报告，杀南防副督办王镇邦花红2000元，占山上炮台花红2800元，交甄吉亭2200元(给关仁甫军)，交黄龙生2200元(给王和顺军)，士兵伙食每日约1000元，前后约30天，合应3万元。(黎东方《细说民国创立》，上海人民出版社1997年12月版)这应当不是全部，激战一月，补充枪械及弹药似未提及。

　　同盟会时期，革命党人8次起事的经费，约在47.9万港币，捐助者主要为海外华侨，分布地区亦较广。台湾近代史专家蒋永敬对辛亥革命前六年的捐款数目有过一个统计：越南与泰国华侨列第一，日本、澳洲、菲律宾等地华侨虽有捐助，但数目甚微。

　　革命党人自行出资以及其他的“零星捐款”也不少，如经营古董和茶叶店的张静江一人就独捐5万元;潮州地区会员萧竹漪抵押田产数千元，全部捐输“革命”，糖场商人会员蔡乾初捐款10次以上，直至破产。

　　同盟会新加坡分会正、副会长陈楚楠、张永福为起义善后额外支付的款项，恐亦未在统计之中。河口之役败后，哗变起义的新军退至越南境内，被法越殖民政府缴械、拘留、遣送至新加坡者，先后有六百余人，陈、张二人“尽力解决衣食住宿问题，所费甚钜”。(郑彦棻《国父与南洋》，台湾《近代中国》1987年10月第61期)

　　在零星捐款中，有一笔来自台湾的3000元，为末代帝师陈宝琛的子侄林熊徵在管家蔡法平的游说之下所捐。这笔钱并未寄到香港统筹局，而是半数购买枪械藏匿于福州的日本商号，另一半则用作福建革命党人奔走于香港等地的川资。

　　给捐助者开出的“特殊待遇”

　　革命党人为筹措起义经费殚精竭虑，四处奔走，手法多端，但总的说来，“终不如向华侨劝募为可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