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若干问题的再认识

      1911年10月，在中国这个古老的东方大国爆发了一场震惊海内外的辛亥革命。这个革命对中国的社会发展，起着重要的作用。多年来，中国大陆史学界和台湾、日本、美国等地的学者，对辛亥革命的历史作过大量研究，无论在深度或广度上都达到了前所未有的水平。在人类进入二十一世纪的伟大时代，重温辛亥革命后九十年的奋斗历程，会给我们以新的认识和启迪，这对于缅怀革命先辈的光辉业绩和自觉地顺应历史发展潮流，有重要的现实意义。

  一、如何看辛亥革命的成败问题

      两千多年来，中国长期处于封建君主专制统治之下，虽然也曾发生过许多激烈的社会变动，但是都没有根本改变中国的社会性质和生产力、生产关系。二十世纪的中国，在国际势力的强烈冲击和国内矛盾严重激化形势下，社会不断大变动、大动荡。在这一百年的历史进程中，具有扭转乾坤和影响中国发展的界标有三个。

      其一，是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创立。它的重要历史地位，是结束了两千多年来的封建专制统治，把具有悠久历史的封建传统社会引向现代社会的发展轨道，是中国由传统社会迈入现代社会的转折点。它摧毁了君主专制制度，使社会发生质的变化，因而具有划时代的意义。

       其二，是1949年中国民主革命的胜利。近代中国民主革命的任务是反对帝国主义、反对封建主义，建设独立、自由、民主、富强的现代中国。辛亥革命虽然给帝国主义、封建主义以沉重打击，但它不可能完成这一历史使命，封建主义的遗留和帝国主义压迫依然存在。而1949年革命的成功，则标志着中国真正结束了帝国主义压迫和宰割的历史，中国从此站起来了。它巍然屹立于世界东方，逐步成为政治大国、政治强国，这也是一个翻天覆地的大变化。“东亚病夫”、“一盘散沙”成为历史的陈迹。

       其三，是1978年的改革开放。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了，但是中国经济仍很落后，社会改造的任务十分艰巨。毛泽东以强化阶级斗争为纲的变革思想，使中国的经济建设和社会改造走上了严重的曲折道路。1978年，邓小平高瞻远瞩提出建设有中国特色的社会主义理论和政策，勇敢地实行战略转移，把中国引到以经济建设为中心的轨道上来，使中国的工农业经济发生了前所未有的变化。中国人民逐步富裕起来，迈向了经济强国的道路。

       毫无疑义，二十世纪一百年中发生的这三件大事，对中国大地起着无比震撼的作用，它直接影响着中国的发展方向和进程，有着极其深远的历史意义。

       革命是社会矛盾发展激化的集中表现．它是以暴力手段实现社会的变革、一场革命的成功或失败，主要看是否完成了历史赋予它的使命。完成了，即为成功，否则即为失败或又成功又失败。

      历史赋予辛亥革命的任务，是推翻封建专制制度，把皇帝赶下台，取消王权，建立民主共和性质的国家。辛亥革命完成了这一使命，实现了一次历史性的飞跃，因而应该说是胜利的革命。

       但是，一场革命运动，往往是短时间、急风暴雨式的，我们不可能设想通过一次革命斗争完成所有的社会变革任务。特别是中国的专制主义统治有两千余年的历史，它有着深厚、坚固的社会、文化基础，要想打碎它、清除它，非一日之功。辛亥革命后面临的繁重的任务，如改革土地所有制问题、城乡社会改造问题、清理思想文化领域中的封建遗留问题等，是需要经过一个较长的历史过程，实施若干次甚至比暴力革命更加艰难的、深刻的变革，才有可能实现。这些社会变革任务，并非辛亥革命的使命，我们不能以此来判断这场革命的成败。同样，以1949年民主革命胜利为例，它也只是完成了政权的转移，共产党取代国民党成为执政党，并且改变了社会和国家的性质，但它并不意味着整个社会改革的完成。大量的非现代性的传统政治、经济、社会文化遗留，是1949年建国后必须面对的现实。毛泽东试图实施“无产阶级专政下的继续革命”，以阶级斗争手段完成社会变革，事实证明这一改革道路走错了，但不能为此否认革命胜利后继续实行改革的必要性。

       长期以来，作为辛亥革命失败的一个重要标志，是袁世凯窃取了民主共和国的胜利果实，民国成了空招牌。事实上，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长期斗争中，表现了坚定的革命意志和坚韧不拔的奋斗精神。如在一系列的武装起义中，虽然迭遭挫折、失败，但仍前仆后继，英勇奋战。徐锡麟、秋瑾、黄花岗七十二烈士等一大批革命党人，在困境中宁死不屈，最后英勇就义。孙中山本人也是奋斗终生，鞠躬尽瘁。他们表现了革命的坚定性。

       革命派在某种形势下，对不同力量采取妥协政策或作出某些让步，出于革命的需要是无可非议的。这在国共两党关系史上，亦不乏其例。民国年，孙中山对袁世凯、康有为、章太炎等人的政策，体现了革命的原则性和灵活性的统一。

       孙中山的妥协、让步，是有原则的。这个原则就是拥护不拥护中华民国和民主共和制度。譬如对康有为的态度，孙中山于1912年1月12日写信给蔡元培时，明确指出：“康氏至今仍反对民国之旨，前登报之手迹，可见一斑。”因此，民国政府在联合“海内名宿”时，就不能与康有为等反对民国者“合一炉而冶之”。但对章太炎等稍有意见分歧者，“则不过偶于友谊小嫌，决不能与反对民国者作比例”，应敞开胸怀，团结共事，共建民国。

       孙中山将临时大总统职务让给袁世凯，表现了孙中山的高尚的革命品质，不计较个人的得失和名誉地位。孙中山曾多次表示，只要袁世凯拥护民主共和，可以由他出任民国的大总统。武昌起义后不久，孙中山在伦敦曾收到国内电报，促其回国担任总统，他淡然处之。11月16日，孙中山再电民国军政府,对总统人选问题，表示“总统自当推定黎（元洪）君。闻黎有请推袁（世凯）之说，合宜亦善。”孙回国后，仍一再表示：“只要袁真能拥护共和，我就让给他。”1912年，孙中山决定转由袁世凯接任临时大总统时，为防备袁世凯弄权，曾采取一些措施，如将总统制改为孙曾极力反对的责任内阁制，并要袁离开北京至南京就职等。

       我们应该清楚地看到，袁世凯出任民国大总统职务也有其历史的必然性。辛亥革命的成功，民主共和制度的推行，对广大人民群众而言，来得太突然，一时还不能完全理解。皇帝下台了，来了大总统，人民群众对其仍有一个认识、了解和适应的过程。不同质的社会转化，不是一个早上即可完成的，有一个新旧社会的消长过程。一段时间的新旧社会内容的并存，是历史的必然。袁世凯作为原清政府的重要大臣转向民国政府，形成了封建专制和民主共和两重性格，也是很自然的事情。这种性格正反映了转型社会的需要和政治特点。我们对孙中山让位与袁世凯出任临时大总统，应该作出历史的分析。