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生命力与魅力(3)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持久、普遍意义，还在于他把中国与世界紧密联系起来，积极吸取外来的先进事物，但却“走自己的路”。在共性中保持个性，又使个性丰富共性。当孙中山踏上社会政治舞台时，就已从宏观的视野去考察中国与世界的密切联系，在对“世界潮流”大趋势理解的基础上，探索中国问题的“真解决”。他之所以能够具有世界性眼光并非偶然，而是与他受的“欧洲式教育”分不开的。他的故乡毗邻澳门--当时中国的主要对外门户，外部世界的讯息，不断经由各种渠道传来，致使少年孙中山就曾强烈渴望一睹镇上牧师收藏的世界地图。12岁时，他经澳门乘船前往檀香山。这次行程开拓了他的胸怀和眼界：“始见轮舟之奇，沧海之阔，自是有慕西学之心，穷天地之想。”他先后在檀岛和香港学习10余年，较为广泛地接触和了解西方的自然科学和社会政治学说。在当时门户刚刚被强行打开的中国社会中，孙中山的这种境遇是罕见的。对世界的了解，使他不再局囿于长期闭关锁国所造成的偏狭观念。“迎合世界的潮流去作”--这就是孙中山早已确立的抱负。

　　十分明显，孙中山的思想的形成与发展是同吸收世界的先进文化分不开的。传统的封建社会--由于缺乏新的社会经济成分和阶级基础--不可能产生近代民主主义以及科学社会主义。半殖民地半封建社会也难以及时地、完整地形成这种先进思潮。由于缺乏相应的社会阶级基础，外烁在思想领域中的作用就成为必需的。孙中山为了熔铸民主革命的政纲，既要立足于祖国的大地，对传统文化加以批判地继承，更要充分向西文学习。他的三民主义的主要内容，无疑是“竭力从欧美吸收解决思想”的结果。他称誉法国l8世纪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自由、平等、博爱”的口号，并将它的涵义加以摄取。他倾心于林肯的“民有、民治、民享”观念，并将它同三民主义的基本内容等同起来。在他看来，“三民主义的口号和自由、平等、博爱三个口”可谓一样；而“林肯所主张之民有、民治、民享，就是兄弟所主张的民族主义、民权主义和民生主义”。至于三民主义的理论——哲学基础，也在很大程度上是对“西学”（特别是近代自然科学）的吸取。孙中山的自然科学素养超越了许同代的先进人士，堪称对“天算地舆之学、烙物化学之理皆略有所窥”，所以，达尔文主义、拉马克学说、原子论和星云形成说，都成了他的哲学思想的论据和素材。从革命与建设的需要出发，孙中山也非常重视在社会经济、政治方面“步泰西之法”。他曾以英国、美国、法国和日本作为仿效的范本，甚至认为在开放问题上可向暹罗学习。而在他的后期活动中，孙中山越来越意识到西方社会经济、政治的“弊端”，发现帝国主义并未真正援助仿效者，却经常支持敌对势力“以扑灭吾党”。于是他把目光转向新生的苏维埃国家，赞扬具有伟大历史意义的十月社会主义革命，强调“以俄为师”去推动国民革命，使自己的理论和实践达到了前所未有的高度。

　　毫无疑问，开放的观念是孙中山思想体系中的主旋律之一。他经常是在“艰难顿挫”的斗争中密切注视着世界，力求引进积极的因素和成果。但是，他从来不盲目膜拜和全盘接受外来事物，而是采取分析的态度，并使之与中国的国情和传统相结合。他多次申明在仿效“欧洲的生产方式”时“要避免其种种弊端”不要“随西方文明之旧路径而行”。他反复指出，“欧美有欧美的社会，我们有我们的社会，彼此的人情风土各不相同”，因之“我们能够照自己的社会情形，迎合世界潮流做去，社会才可以改良，国家才可以进步”否则，便会给国家、民族带来“退化”和“危险”。他在晚年时期，提出“以俄为师”的口号，但也没有盲目抄袭和生硬照搬。孙中山确信要吸取外国的一切长处，固步自封、抱残守缺是没有出路的。然而，也必须保存中华民族固有的优良传统，振奋民族精神，恢复中华民族应有的地位。

　　孙中山不止一次地阐明：中国与世界的相互关系是双向的。在“世界潮流”中涌现出的独立、民主和富强的中国，又将促进世界的和平、繁荣和幸福。他认为遭受西方列强侵凌的贫困。落后和分裂的中国，显然是亚洲乃至世界的不安定的根源之一。而中国革命和建设的胜利，则对亚洲和世界都是重大的积极因素。早在20世纪的开端，他即满怀信心地预言：“一旦我们革新中国的伟大目标得以完成，不但在我们的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纪元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普遍和平必将随中国的新生接踵而至，一个从来也梦想不到的宏伟场所，将要向文明世界的社会经济活动而敞开。”他确信摆脱了噩梦般过去的中国将对世界承担重任，即“使地球上人类最大之幸福，由中国人保障之。最光荣之伟绩，由中国人建树之。不止维持一族一国之利益，并难持全世界全人类之利益焉！”所以如此，是因为革新后的中国，不仅继承爱好和平的传统，更要“济弱扶倾”。孙中山坚信“中国人本质上是一个爱好和平的而不是好战的民族”，“无侵略志”，“志尚和平”，坚决反对“强权”和霸道”。至于新生的共和国“之所以要水陆大军者，只为自保，而非攻人”。因为当前世界上“强权”横行，霸道跋扈，中国要保持独立和强盛，避免“受各国兵力侵略”，定须“努力实行扩张军备”。在他看来，所谓“国际战争”不过是“有组织之大强盗行为耳”。以兵止兵，才是有效的抑制手段，虽然，中国应当“永远保守和平的道德”。