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思想的生命力与魅力(4)
辛亥革命网 2010-11-09 00:00 来源：衡阳市民革 作者：衡阳市民革 查看：
孙中山理论与实践的普遍意义，又在于他始终把自己的活动融于被压迫民族乃至世界进步人类的斗争。“世界大同”，则是他的最高理想。
还在孙中山组建最初的革命团体兴中会时，他就未把斗争局限于国内范围。《檀香山兴中会章程》规定：为了“抒此时艰，奠我中夏”，“兹持联络中外华人，创兴是会”如果把“中外华人”理解为国内同胞和国外侨胞，那么，在兴中会和后来的同盟会的实际活动中则有外国友人参与，其中的部分人士甚至入会和加盟。从具有共同命运这个基点出发，孙中山很早意识到中国的革命运动与世界——特别是同处亚洲的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有着十分密切的关系，并把它提到相互支持的高度。菲律宾爱国志士彭西在《中华民国的缔造者孙中山》一书中写道：“对孙逸仙来说，远东各国的问题是可以在一起研究的。这些问题具有许多共同特点，因此，孙是朝鲜、中国，日本、印度、暹罗和菲律宾的青年学生的热心赞助者之一”。事实上，孙中山在90年代流亡国外的艰苦岁月中，曾向反对美国侵略和奴役的菲律宾爱国者伸出友谊之手，不仅积极协助他们购运械弹，甚至还准备“率兴中会中人至菲岛投阿氏军，速其成效，转余势以入支那内地，以起革命军于中原”。对于被压迫民族的解决斗争经验，孙中山亦非常重视，他曾认真研究南非布尔人反英斗争中的“散兵战法”，还把这种战术作为1903年创办于东京的革命军事学校的主要科目。这些活动表明，他已经开始“看清被压迫民族的革命运动及全世界的革命者，均有联合之必要。”
在孙中山的后期活动中，上述重大课题得到了更为深刻广泛的阐发和实践。他一贯认为中国人民不仅要为自己祖国的命运而斗争，还要“用此四万万人的力量为世界上的人打不平”。他确信中国要“对于咝世界负一个大责任”，即“济弱扶倾，……对于弱小民族要扶持他，对于世界的列强要抵抗他”。他的这种观念后来更获得了长足的发展，明确宣称“此后世界人类要分为两方面去决斗，一方面是十二万万五千万人，一方面是二万万五千万人”。前者构成破压迫民族阵营，具有共同的被奴役的厄运，后者构成压迫民族的阵营，即是推行殖民主义的帝国主义。因此，被压迫民族在反对帝国主义斗争中，必须“联络一致，共同动作，互相扶持”。只有这样，才能使到“全世界受帝国主义所压迫的人民都来解决”。同时，孙中山也清楚地看到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对立的两方面存在着另一种联合——“将来白人主张公理的，黄人主张公理的，一定是联合起来；白人主张强权的，和黄人主张强权的，也一定是联合起来。有了这两种大联合，便免不了一场大战。”孙中山的这种见解十分深刻，表明他已对被压迫民族和压迫民族进行了具体分析，并用“主张公理”和“主张强权”的准则划分阵营，而破除了民族的界限。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