22年追随：何香凝对孙中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4)

　　随着筹建工作的进行，组织的命名也被提了出来。许多人认为，由于国民党已经被蒋介石等人给搞得很臭，新的组织应该避免与国民党有任何关系，否则对开展工作不利。何香凝坚持要用“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这个名字。她一再强调说：“国民党是孙中山先生亲手缔造的，我们作为孙先生的信徒，成立革命组织，必须保持孙先生的传统，才足以取信于民众，为利于广泛号召，就不能不保留国民党这三个字。”正是在何香凝的坚持下，即将成立的国民党民主派组织被定名为“中国国民党革命委员会”（简称“民革”）。

　　1948年1月1日，民革在香港宣布正式成立。何香凝为民革的成立作出了卓越的贡献，她对成立新组织的态度和努力也给他人带来了鼓励和信心。朱学范曾说，“有何香凝参与筹划和领导，我对成立国民党爱国民主力量的联合组织，推翻蒋政权，便有了坚实的信心”。民革的成立，促进了国民党内部的分化，沉重打击了蒋介石统治集团，加速了其灭亡进程。

　　带领民革不断前进

　　1948年4月30日，中共中央发布“五一”口号，号召“各民主党派、各人民团体、各社会贤达迅速召开政治协商会议，讨论并实现召集人民代表大会，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口号发布后，在香港的何香凝立即表示响应。她认为，中共所奉行的主义，所实行的政策，与孙中山的三大政策是一致的，目的是相同的，都在于实现中华民族的富强、自由与民主，因而，她号召和带领民革积极参与对“五一”口号的讨论，参加在香港开展的新政协运动。5月5日，何香凝与李济深、沈钧儒等12人联合致电中共中央主席毛泽东，盛赞“五一口号”，赞同召开新政协，赞同成立民主联合政府。同日，何香凝等12人还联名致电毛泽东和解放区全体同胞，再次表示“贵党五一劳动节号召……密合人民时势之要求，尤符同人等之本旨，何胜钦企，除通电国内各界暨海外侨胞共同策进，完成大业外，特行奉达，即希朗洽”。6月7日，何香凝又单独发表《迅速召开新政治协商会议》，指出，“中山先生的友党中共，领导人民，实行‘土改’和‘劳资两利’的保护工商业。这和中山先生的遗教精神是一致的，所以深得广大人民的拥护，奠定了人民胜利的基础，而且已进入行将全面胜利的阶段了”。

　　在何香凝和李济深的积极引导下，在香港的民革党员和其他民主党派人士，连续集会座谈，进行了广泛的讨论，为民革实现指导思想的转变做出了重要的努力。经过多次讨论，6月25日，民革中央发表《响应中共“五一”号召的声明》，公开表示响应“五一”号召。此后，民革领导人陆续北上，参与新中国筹建工作。1949年4月，何香凝应中共中央邀请，离开香港北上，参加新政协筹备工作。在中国人民政治协商会议第一届全体会议开幕式上，何香凝代表民革发言。她以激动的语气和澎拜的热情说，“中国的自由平等，节制资本，耕者有其田，联合世界上以平等待我之民族”，所有这些孙中山先生致力革命四十年所追求的革命目的，“在毛主席的领导下得到了实现，我们可以告慰在九泉下的孙先生了！”她向全体民革党员发出热情洋溢的号召，她说，“中国人民大革命的胜利，二十年来毛泽东的坚强奋斗，刻苦耐劳，凡此一切都证明毛主席的新民主主义是比我们所信仰的革命的三民主义来的妥善些，要来得彻底些。我们是信仰孙中山先生的革命的三民主义信徒，今天，要来做一个模范的新民主主义工作者”。她的讲话体现了她与时俱进的精神和她对孙中山精神的真正理解，“受到了与会代表的热烈欢迎”，令许多当场聆听过的人在多年以后仍记忆犹新。

　　针对民革党员中对是高举孙中山旗帜还是以新民主主义为指导思想的矛盾问题，何香凝曾撰文指出，民革必须以新民主主义作为指导思想，因为“新民主主义思想，无论从那一方面都比新三民主义思想更能特合中国的需要，而且大大地超过了孙中山先生当时所提出的政策”，由于孙中山的历史功绩，我们应当纪念他，“可是我们民革同志更应该效法孙中山先生永远随着时代进步的革命精神。对新的环境要有新的认识，不可固步自封，使自己的思想不断向前发展”。

　　何香凝对孙中山的感情极深，这种感情已经深深地融入到她的生命之中。只要有机会，她在讲话或文章中总要提到孙中山先生。1954年元旦，在民革组织的48人座谈会上，何香凝重申孙中山的三民主义，指出其中最重要的就是希望达到国家富强，人民康乐的目的，并坚决地强调，“我们民革的任务，就是要不厌其烦地宣讲孙中山为什么要提倡三民主义，提倡三大政策，从而让青年一代更懂得热爱共产党，热爱社会主义制度”。1956年11月12日，在纪念孙中山诞辰90周年之际，毛泽东发表了著名文章《纪念孙中山先生》，对孙中山的一生给予了高度肯定和评价。据朱学范说，“听说有一次何香凝去看宋庆龄，两人捧着这篇文章留下了感激的泪水”。

　　1972年，何香凝以94岁高龄辞世。从她第一次遇到孙中山始，到生命的最后一息，她始终没有忘记过孙中山，没有停止过对中山精神的继承和发扬。究其原因，正如她自己所说，“我追随中山先生奔走革命二十余年，我深深理解他的三民主义，是志在救国救民，就在他垂危的时候，我曾经允诺过他，我要永远光辉地坚守革命的节操”，“我以为一个革命者的生命是寄托在她（或他）的信仰上的。失了信仰，便根本不能生存的。不论谁不忠实于革命，也不管哪个曲解孙先生遗教，然而在我是知道得颇深切，了解得比较清楚，信仰得最为坚固。宁愿失掉生命，也不愿意离开我固有的信仰的”。只有理解与信仰，只有救国救民的满腔愿望，这便是全部的原因。