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的转型
辛亥革命网 2011-10-11 00:00 来源：《求是-红旗文稿》 作者：李禹阶 查看：
辛亥革命不仅是一次结束中国封建帝制的革命运动，而且是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形成的新起点，是一次将封建王朝国家和以“夷夏之别”为标志的古代民族向近代世界主权国家和近代民族转化的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使辛亥革命在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产生、形成的历史进程中，具有划时代的里程碑意义。
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观的形成
1840年鸦片战争后，中国逐步走上半殖民地半封建道路，亡国灭种的危机使广大仁人志士深入思考、强烈关注国家和民族的前途和命运。同时，西方新思想文化的传入，打开了一大批爱国知识分子的眼界，他们强烈要求用新的科学技术和先进的管理经验来推动中国的自立自强，以国家的近代化来对抗列强的侵略与凌辱。当时，国家与民族的“救亡”“图存”成为时代的首要主题，仁人志士开始从理论到实践，寻找挽救危机中的国家、民族，以及中国社会走向近代化的自强之路。早期维新派人物如王韬、郑观应、薛福成、马建成等人，大力批判旧的封建专制制度，要求仿效西方，发展工业、商业，富国强兵，积极推进中国的近代化历程。以康有为为领袖的维新派，乃至谭嗣同、黄遵宪、严复等人，或者大力批判封建专制制度和旧的伦理纲常，积极要求学习西方先进的政治、经济、文化制度；或者积极倡导西方资产阶级民主政治思想，主张建立民主政治体制，融入世界发展的潮流中。在这些维新思想家的倡导、呼吁、推动下，主权在民、国家主权的学说作为一种新的政治学说，直接推动了中国近代国家与近代民族观念的出现，它对于封建“家天下”的政治国家学说与“夷夏之别”的传统民族意识的解构，起到重要作用。
但是，从洋务运动到戊戌维新，在古老王国进行的政治上、经济上、文化上的一系列变革，最终都不同程度地遭到失败的结局，极大地刺激了近代仁人志士。在他们看来，这些失败，尤其是中日甲午战争的失败，既有封建体制的原因，也有清政府的腐败无能。从封建经济体制找原因，传统的“工商食官”的官营体制，以及“重农抑商”的轻视、打击民间工商业的做法，使中国民营工商业举步维艰，效益低下，民族工业的近代化遥遥无期；而清政府在外交内政方面的故步自封、保守狭隘、腐败无能，又使他们在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掠夺，以及国家的近代化上，不能承担起广大民众和知识分子振兴国家、复兴民族的期盼。以甲午战争失败为契机，广大民众的爱国激情空前高涨，对于清政府的腐败无能更加不满。他们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的不可行，并深切认识到，要想在现行体制内部进行政治、经济、文化的改革是不实际的。于是，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积极主张通过推翻帝制来达到中国的自立自强；通过民族革命唤醒与激发人们的民族意识，动员、发动民众参与到政治革命中来。这样，以民族革命来促进政治革命，以政治革命来达到民族复兴，建立起强大的共和性质的民族国家，就成为当时革命者所追求的重要目标。
这种具体的历史过程，亦即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思想的发展潮流，是将近代西方民主政治的国家思想和传统的华夏民族认同思想结合，并且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问题关联在一起来对待。这是因为在中国近代历史上，争取国家独立、挽救民族危机始终是中国面临的首要主题。大批爱国志士面对主权沦丧、山河破碎，将要亡国灭种的局面，其胸中激荡、澎湃着国家振兴与民族复兴的浪潮，并为之呐喊、斗争，积极主张用政治演进的道路来解决国家独立和民族复兴的问题。作为一种实现目标的方式、手段，国家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这两大主题就有机地联系在一起。
这样，中国近代国家思想与民族思想开始产生并发展起来，并为中国近代的国家与民族转型奠定了思想和舆论基础。这种新的国家思想与民族思想从本质上来说，是对当时新的世界局势的一种回应。其主要表现在两方面：其一，倡导新的主权国家意识，确立近代国家观念；其二，近代民族共同体意识的倡兴。事实上，当时先进的知识分子已经认识到，在一个多民族国家，新的体制不仅是主权在民的共和体制，而且还是各民族平等、共和的理念和制度设计，这样才能以中华多元一体的民族认同为基础，构成新的政治国家与民族一体格局，以抗敌御辱，“救亡”“图存”。
于是，在辛亥革命前，以民族革命作为政治革命的发动手段，以政治革命来达到民族革命的复兴目的，就成为了当时革命者的一种共识。从这时起，中国的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国家认同与民族认同，就成为一种相互交织、互为因果的状态，中国近代民族国家的建设也进入一种自觉的态势。这种在反帝抗辱、“救亡”“图存”中明确地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互促进、相互支撑，应该说是辛亥革命前后的一个重要政治特征，它对于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的转型起着极其重要的思想传播和政治实践的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