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与中国近代国家和民族的转型(2)
辛亥革命网 2011-10-11 00:00 来源：《求是-红旗文稿》 作者：李禹阶 查看：
在近代国家、民族的转型问题上，在理论和实践方面有重要影响的，是辛亥革命的领导者孙中山。辛亥革命前的孙中山，鉴于戊戌维新等失败的教训，深感改良主义在中国不可行，遂主张通过政治革命促进民族革命，建立共和国家，达到维持国体、保国保种之目的。他在“香港兴中会章程”中谈到：“本会之设，专为联络中外有志华人，讲求富强之学，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起见”，其宗旨是“驱除鞑虏，恢复中华，创立合众政府。”在孙中山看来，“振兴中华”、“维持国体”是一个问题的两个方面：民族复兴必须以国家振兴为基础，而国家的振兴，则依靠民族革命与民族运动。解决民族危机的方法，最终必须建立起自己的政治国家，没有自己的国家，就没有支撑民族的基础。所以，政治革命应与民族革命一起发展，国家的认同应与民族的认同相一致。
在孙中山看来，反对清政权的政治革命实际上也是民族振兴的革命，政治革命建立起新兴的、共和的国家，也振兴了中华民族，塑造了一个新 的民族形象。华夏民族之中国，在外延与内涵上与民族应完全一致、不可相异，民族认同与政治国家的认同也是一致的。所以，“保国”与“保种”，“救国”与“救亡”，为革命之首要责任。
在孙中山的思想中，国家的责任就在于屏障民族，使民族拥有强力的保障与安全。孙中山将建立民族国家与每个人的切身利益联系起来，主张民族兴亡乃是政治国家必须担负的责任，没有政治国家就没有民族的复兴与安全。应当说，孙中山的这种以国家为保卫民族的屏障，以“保国”来“保种”的认识，是他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融为一体的思想基础。为此，孙中山主张高扬国家与民族的旗帜，作为推翻帝制的政治革命与民族解放的双重口号，积极主张革命要将建立共和国家与民族复兴这两个问题放在一起解决。
值得注意的是，孙中山领导辛亥革命，从政治革命的角度说，他反对清朝政权；从民族主义看，他继承传统中国的各民族淡化血缘而族种兼容的观念，认为只要不妨碍政治民主革命的进程，不论何族都是朋友、兄弟。在一个统一的国家内，各民族应相互尊重、平等，不允许民族之间相互排斥。将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相提并论，就是要倡扬一种新的民族革命观。
在中华民国建立前，孙中山的民族认同是一种政治需求与政治认同。他反满的实质，是在满汉对立、汉民族情绪激烈时的一种倡兴政治革命的手段与舆论，实质是以反对清朝封建专制政权为目标。而他正是通过这一系列政治革命与民族革命的纲领，才在革命派内部取得高度共识，对凝聚革命力量起了重要作用。同时，随着革命主张的宣传与传播，他的思想被越来越多的知识分子和民众所接受、理解。辛亥革命时，没有发生激烈的民族冲突及仇满行为，应该说与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国家与民族观念有重要关系。
辛亥革命后国家与民族观的确立
正是在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派的国家与民族革命思想的指导下，中华民国建立后，新的民国政府在国家与民族问题上，实行了新的制度及政策，并且从国家政治制度，到对外政策、民族关系、宪法宪章等各方面，都发生了一个本质的变化，成为近代中国国家与民族转型的新起点。
辛亥革命后，尽管革命阵营中各派政治势力对于新政权的见解不同，但是，在新的中央政府组成以及国家的民族政策方面，孙中山等人关于国家统一和多民族一体化的思想依然成为当时共和政权的指导思想。孙中山在南京宣誓就职为中华民国临时大总统时就明确宣布了“五族共和”的立国方针，这一共和政府与民族一体的思想还付诸《中华民国临时约法》，作为国家的宪法与制度固定下来，说明这种思想已经延伸到法律与制度层面。
辛亥革命和中华民国的建立，在推动中国各民族对于现代政治国家的拥护与民族一体化的认同方面，产生了积极影响。当时，“五族共和”从法令到政策的实施，都受到各民族的普遍拥护。因此，辛亥革命时期，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提出建立共和国家以及“五族共和”的口号，并且在民国政权建立后迅速建构具有近代内涵的共和国家，提出以国内各民族融为一体的“中华民族”概念，在宪法中规定国家与民族的相关法令、政策，使中国的近代国家性质和中华民族的多元一体格局得到了宪法以及国内各民族、各阶层人士的认可，国内政治与民族关系都出现了新变化，它对于中国近代国家与民族格局的转型起到了质的变革作用。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