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2)

　　三是具有一定的文化水准，他们或饱读诗书，满腹经纶；或留学东瀛，接受西学的洗礼，哥老会副龙头毕永年系善化县拔贡，陈犹龙是桃源县禀生，赵必振是常德府生员。谭人凤“三十七岁前尚泥于试贴词章”，国学功底很深，后去日本留学。焦达峰在日本亦留过学，专攻军事学。江西萍乡上栗市洪江会码头官王霭亭，曾“读过《论语》、《孟子》、《左传》等书”，“还喜爱书法”，“写得一手好字”（注：张宗然：《王霭亭传略》，《汇编》第298页。）。萍乡上栗市另一位洪江会目胡有棠“平日喜浏览群书”，并在上栗市等地“设馆授徒”（注：彭云华：《胡有棠传略》，《汇编》第279页。），是闻名乡里的塾师。这些会目可以算是道道地地的知识分子，他们容易接受西学的影响，从而产生民主革命思想。

　　（二）建立了完整、严密的组织系统

　　一般说来，湖南会党的组织机构设“内八堂”和“外八堂”两部分，但“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含义在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而有所不同。例如自立会在上海开富有山、办树义堂，“内八堂老大爷”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陪堂、盟堂、礼堂、管事、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老大爷”为：心腹、圣贤、当家、红旗、光口、巡风、大满、么满等。（注：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另据岳州捕获的哥老会巡风蒋国才腰间荷包里搜出的名册二纸，载有会目名单和职衔，所列“内八堂”为：正龙头、副龙头、总堂、座堂、倚堂、盟堂、礼堂、管堂、值堂、刑堂、盟证、香长；“外八堂”为副印、新新副、圣贤、当家、管事、巡风、顺八、江口、十牌、大备、小么等（注：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而萍浏醴起义时，“六龙山洪江会”的“内八堂”则为：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又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官为“外八堂”，“外八堂”下设有红旗、跑风各职，红旗司下级组织，跑风司侦候通讯。尽管“内八堂”和“外八堂”的内涵随不同时期，不同地区和同一时期同一地区的不同山堂略显不同，而且，其职衔的数目也不只是八个，有的甚至多达10数个，没有什么严格的限制；然而，其组织系统的完整性严密性确是毋庸置疑的。

　　（三）、制订了严格的纪律约章

　　自立会起事前，岳州镇搜获“富有山堂”的“传令条款二本，计十大条共五十六页，进堂交结一本，百零四页。”（注：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自立会“五祖旧章”规定：凡有不孝父母、越礼反教、临阵退缩、扰乱码头、私造谣言、欺兄灭弟、调戏兄嫂、引水带线、挑灯拨火、私传口号等行为者，杀无赦；凡有穿堂乱法、瞒天过海、口吐红痰、挖汤撇油、私卖香规、私看内财、红面视兄、强良（梁）无理、贪财爱宝，同穿诱鞋者，自立会新章规定：泄露军机，滥引匪类、浸吞公款、恃众抗议、擅毁教堂、不遵节制、掳奸劫夺、酗酒行凶等格杀勿论。凡入会者，“必须五个联名具保”，有违反上述规定者，“五人同坐妄保之罪。”（注：吴良愧：《自立会追忆记》、《自立会史料集》岳麓书社，1983年版，第103—104，126—129，131—132页。）这些条款并非完全是一纸空文，对会众确有一定的约束力。例如马福益部下座堂马龙彪为马之族亲，办事得力，但因与会中兄弟郭某之妻私通，按会规，犯了“同穿绣鞋”之罪，因而必须“开丢”（即令犯者自杀，丢掉性命）！马福益便召集会中重要成员开会，宣布马龙彪劣迹，依章严惩，与会头目多有为之求情者，马福益仍勒令马龙彪投江自尽。另有姓戴的会友，违反会规，马福益星夜开堂，判处死刑。马福益泣送戴至河间自剖胸腹时，路过山岩狭隘处，死者犹回首对马言：“大哥好走，须防失足跌下坑去！”马亦呜咽，应而慰之。诚如革命党人刘揆一所云：马福益“不肯枉法，与视死如归，足为吾辈革命所取法。”（注：刘揆一：《黄兴传记》，《刘揆一集》，华中师大出版社，1991年版，第162页。）

　　（四）出现了大联合、大统一的趋势

　　湖南哥老会人数众多，分布极广，山堂林立，派系复杂，主要有金龙山、腾龙山、泰华山、锦华山、楚金山、金凤山、天台山，而每一个府、州、县又另设有不少的山堂。在国内第一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前，这些分散的哥老会组织处于一种“各地自为统属，绝少联络运动”状态，因此，如何把这些分散的会众组织起来是摆在革命党人面前一项十分紧迫的任务。值得注意的是，湖南革命党人大都是一批“会党通”，不少革命党人包括黄兴、刘揆一、刘道一、宋教仁、谭人凤等人都参加过会党，因而自革命团体华兴会成立之日起就一直把主要精力用于联络会党，一般采取设外围组织的方式进行。华兴会刚成立，便在会外另设“同仇会”，“专为联络会党机关”。所谓“同仇会”实指共同仇恨清廷之意，“同仇会”基本上把湖南20多万会众联合起来了。

　　萍浏醴起义时，蔡绍南与龚春台等人商量，在萍乡蕉园洞欧阳满家中秘密集会，即以洪江会为基础，将哥老会其他各派系并入，立“六龙山洪江会”，推举龚春台为大哥，誓词有“誓遵中华民国宗旨，服从大哥命令”等语，并“称奉孙中山先生命，组织革命机关，以备驱策。”（注：邹鲁：《魏宗铨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5册，中华书局，1962年版，第1277页。）这样，“六龙山洪江会”在“同仇会”因长沙起义失败而解体的情况下重又集结起来，成为湘、赣地区统一的会党组织。

　　1907年3月，同盟会刘揆一接替宋教仁代替黄兴庶务之职，主持东京同盟会总部工作。他仍然十分重视联络会党的工作。上任伊始，即改组同盟会：“新设十部，中有联络部，专以联络各省秘密会党为职志，焦达峰被推为调查部长。”（注：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同年8月，由张百祥、焦达峰等人发起，集合当时逃亡日本的会党各派头目在东京成立共进会。其宗旨“亦略与同盟会同”，只是将“平均地权”改为“平均人权”，便于会党接受。共进会完全采用绿林开山立堂办法发展会徒，亦有山堂香水称谓，山称中华山，堂称光复堂，香称报国香，水称兴汉水。共进会的宣言在解释“共”字时说，“这共字，就是合我们全国中各种的会一同去做的意思。”（注：杨玉如：《辛亥革命先著记》，科学出版社。1957年版第15页。）焦达峰回国后，与孙武等人在汉口法租界长清里设总机关，在武昌吴肖韩家设立分机关，由于长江各会党名目分歧，特改为中华山“以统一之，俾民封畛，会党自焦往汉整顿后，日有起色。”（注：张难先：《共进会始末》，《湖北革命知之录｛》商务印书馆，1946年年版，第179页。）共进会在长沙也设立分机关。共进会的活动主要在两湖，并及两广、江西、四川等地。共进会作为同盟会的外围组织，把长江中下游一带三合、哥老、孝义等各大会党基本上统一起来了。它的成立，标志着全国各地会党在以孙中山为首的资产阶级革命派的领导下已经基本上形成了大联合、大统一的局面。