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辛亥革命时期湖南会党的特征(4)
辛亥革命网 2013-09-22 00:00 来源：《湖南师大社会科学学报》1993年第4期 作者：饶怀民 查看：
早在华兴会成立时，黄兴、刘揆一等人从湖南的实际情况出发，把工作侧重点放在会党方面，而关键又是联络著名会党首领马福益。其时，马福益雄据一方，但对革命的认识毕竟还是肤浅的，当黄兴、刘揆一与马福益会晤之前，曾派刘道一偕同万武与马初次接头，而马对刘道一等人“深表轻慢”，刘道一发挥其善于雄辩的才能，不亢不卑，晓以革命大义，他开门见山地向马福益指出了三条出路：“马大哥究竟是遵照洪门遗训，担起灭清复明的责任呢？还是开开山，拜拜堂，收点党徒，弄点金钱，头上插个草标，出卖人头呢？还是收集力量，使官兵疲于奔命，莫奈我何，然后再受官廷招抚，别开生面去做满清的奴才呢？”接着，便详尽地阐述了革命宗旨，“第一为图强，请看我们今日之中国，还成国家吗？推其原故，都是满洲人弄成的，所以非革他的命不可？第二是满洲人的心中，认为我辈是他的家奴，情愿将国家送给外国人，不愿还给原有的主人。古人有一句话说得好，‘非我族类，其心必异’，因此，又非实行种族革命不可。”（注：万武：“策动马福益起义的经过《辛亥革命回忆录》（二）文史资料出版社，1981年版，第246页。）刘道一的一席话使马福益为之折服，慨然相许加入革命，为黄兴、刘揆一、马福益的正式会晤创造了条件，于是，便有长沙起义计划的拟订和实施。长沙起义虽因谋泄而流产，然而，革命党人发动和改造会众的工作并没有白费，俟到中国同盟会成立之后，在新的历史条件下，刘道一、蔡绍南等人又用同盟会的纲领宣传和组织会众，进而开创了宣传工作的新局面。刘道一、蔡绍南从日本回国途中，曾伪装成“富商”，前往萍乡上粟市一带，邀约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会晤，向会党徒众反复讲解国民革命的道理，说明革命的目的，不是为个人争王争帝，而为“全民族的自由解放”。长沙水陆洲会议以后，蔡绍南回上粟市原籍，并前往桐木市等地登堂“演说革命”，“蚁附甚众”，“作用孔常”（注：《萍乡县知县张之锐和驻萍巡防营管带胡应龙禀赣抚吴重熹文》，《汇编》第181页。）。醴陵同盟会员宋飏裘曾将“《猛回头》、《中国魂》、《警世钟》诸书，乃购多部，遍以贻人，所感化者无虑数千百计。”（注：邹鲁：《宋飏裘传》，《中国国民党史稿》第五册，第1283页。）新化同盟会员邹永成等数十人也曾各背一个包袱，带着一些《扬州十日记》、《嘉定三屠记》以及《猛回头》等书一同步行到吉安散发（注：杨思义笔记：《邹永成回忆录》，《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醴陵同盟会员宁调元、张季贞（又名张恒）都曾回醴陵与会党秘密联系过，宁调元并于1906年10月在日本东京创办《洞庭波》杂志抨击清廷，不遗余力，销行国内外，“每期印数千册，散布各省，流入醴陵、萍、浏等县尤伙。粗识文字者，莫不以先睹为快，豆棚瓜架，引为谈资，数百里风气为之顿变”。“虽穷乡辟壤之民，咸了然于革命之不可一日缓矣。”（注：刘谦：《宁调元事略》，《宁调元集》，湖南人民出版社，1988年版，第649页。）由于广大同盟会员的共同努力“会党受其感化，益奋发鼓舞”（注：《革命人物志刘道一传》，1971年版，第435页。），因而使会党的思想面貌为之一变。这种现象的出现，反映了哥老会众经过自立军起事和长沙起义的战斗洗礼，在王四爵主和马福益相继殉难的血淋淋的事实面前，比较容易接受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思想的教育和影响。
1905年8月，中国第一个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党开创了一个新的时代。资产阶级已经成为时代的中心，它所领导的以建立民主共和国为目的反清武装革命已经是一次具有完全意义上的资产阶级革命。会党首领接受同盟会的领导，执行同盟会的纲领，积极参与同盟会策动的武装反清革命，无论在主观上还是在客观上就已经使这种斗争纳入了资产阶级民主革命的轨道。使它区别于在此之前的旧式会党暴动，如果对革命党人为改造和教育会党所做的努力视而不见，对会党思想面貌的变化熟视无睹，对中国资产阶级政党同盟会成立后所起的作用估计过低，对参与斗争的广大会众所蕴蓄的积极性加以抹煞，这种观点自然是不公正的。应当承认，由于阶级和时代的局限性，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对会党的教育和改造自然是十分有限的，也不可估计过高，湖南哥老会毕竟没有也不可能如同平山周所说的悉数尽“化为革命党，全国各省之诸会党悉统一而为革命党”（注：平山周：《中国秘密社会史》，商务印书馆，1912年版。第80页。），会党在政治上的盲目性、思想上的混乱性、组织上的分散性和行动上的破坏性也时时表现出来，例如在萍浏醴起义中浏阳东乡姜守旦为首的洪福会提出的檄文公然宣扬封建帝王思想，参与长沙抢米风潮中的湖南哥老会另一支派洪天保派的会首高宗怡公然鼓吹要当皇帝就是明证。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