清末孙中山、同盟会与港英政府的博弈(2)

　　18日上午9时，李鸿章到港督府与卜力就时局问题举行秘密会谈，决定放弃“两广独立”的预案，继续北上，担负起与列强和议以便维护清朝统治的重任。

　　当天傍晚，孙中山获悉李鸿章继续北上的消息，扼腕之余，连夜在船上召集香港兴中会要员会议，决定以郑士良为主将，在惠州三洲田发动起义；孙中山在海外负责筹款和接济军火。10月5日(农历闰八月十二日)，郑士良率领集结在三洲田的会党武装，举旗誓师，宣布起义。可是，在清军大举围攻下，起义军缺乏武器接济，郑士良被迫于11月1日在大亚湾遣散部众，带领起义骨干撤往香港。

　　清朝署理两广总督德寿在镇压惠州起义之后，随即部署暗杀在香港策应此次起义的兴中会首领杨衢云。1901年1月10日傍晚，杨衢云在香港上环结志街52号2楼教授学童学习英文时，被乔装成平民的广东水勇开枪暗杀，不治身亡。同年8月27日，郑士良在香港饮宴之后，突觉不适，遽然倒毙。

　　杨衢云和郑士良相继遭遇不测，兴中会在香港的秘密活动需要进行善后处理。于是，流亡日本的孙中山利用香港政府的驱逐令到期失效之机，冒险潜回香港，探访战友和家人，鼓舞同党士气。这就形成孙中山破解港府驱逐令的第三种形式，即秘密登岸活动。

　　1902年1月28日，孙中山乘坐日本轮船抵达香港，入住兴中会的秘密机关报——《中国日报》的报馆，即士丹利街24号馆3楼。孙中山在香港登岸居留，随即引起报刊记者的关注。2月1日，香港英文《德臣西报(The China Mail)》以《孙逸仙在香港》为题，披露孙的行踪：“举世闻名的中国改革家孙逸仙已返回本殖民地。我们通过非官方而又完全可信的渠道获悉，他正和另一位著名的改革家暂住在士丹利街。他穿着欧洲服饰，行动颇为自由。他在日本住了相当长的时间。鉴于最近一位香港改革者被绑架，以及一位担任教师的改革者在结志街被暗杀，他来到如此接近中国的地方，正冒着极大的危险。他这样做，似乎是为了进行某种十分重要的活动。我们认为，虽然本殖民地曾对他发出一定期限的放逐令，但显然此令已经过期。”

　　孙中山的行踪既已公诸报端，香港政府随即作出反应。在英籍警长“奉命讽使”下，孙中山于2月4日(农历十二月二十六日)乘英国轮船离开香港，前往日本②。不久，港府再度重申驱逐孙中山出境的法令，为期5年。

　　此次孙在港居留，为期仅一周。在这段短暂而难得的日子里，“行动颇为自由”的他去过什么地方，见过什么人，史无记载，无从稽考。他返回日本之后，监视他的日本官员分析说：“清国流亡者孙逸仙本月17日由横滨出发赴香港的目的，是与同志会合研究善后办法。到港后，有引起各国注意之嫌。本人见此情形，认为必须尽快离开英领。”[5]

　　1905年8月20日，孙中山与黄兴等人在日本东京成立中国同盟会，正式掀起推翻帝制、创建共和的近代中国民主革命运动。孙中山在部署共和革命的过程中，多次利用乘船抵港乃至悄然登岸的方式，直接会晤在港同盟会要员，共商革命方略。

　　1905年10月中旬，孙中山与同盟会多名会员乘坐法国邮轮前往越南，中途驻泊香港。原兴中会员陈少白、冯自由、李自重、郑贯公、李纪堂、容星桥、黄世仲、陈树人等专程登船晋谒。孙中山亲自为他们主持加入同盟会的宣誓仪式，各人填写入盟誓约。他们随即成立同盟会香港分会，推举《中国日报》社长陈少白为会长，郑贯公为庶务，冯自由为书记，黄世仲为交际，会所设于士丹利街24号《中国日报》社长室。该报从此成为香港分会的机关报。

　　香港分会是孙中山与同盟会本部在东京之外直接领导建立的第一个分会。它除开展本地工作之外，还负责推进广东、广西、云南、福建等省的军事行动和党务工作，并负责香港与海内外同盟会组织的交通联络等事务。

　　不过，新成立的香港分会一度出现陈少白与郑贯公的争执。1905年夏秋，香港与内地的社会各界因为反对美国坚持推行取缔华工的政策，而掀起抵制美货运动。同年冬天，陈少白等人作为香港各界代表，与中国驻美国商会的特派代表协商，达成解决纷争的九项条件。郑贯公认为这一协议未经众人同意，应视为无效。于是，陈少白主持的《中国日报》与郑贯公主持的《有所谓报》在香港展开笔战。冯自由虽然努力调停，却无效果。

　　1906年4月16日，孙中山乘坐法国邮轮，从新加坡前往日本，途中驻泊香港。他专门“召(陈)少白、(郑)贯公二人至法轮，劝令和解，二人从之”[6]。次日，孙中山乘轮离开香港。孙此次抵港劝和，平息了有可能导致同盟会香港分会分裂的陈、郑之争。

　　同年5月17日，清朝两广总督周馥致电清廷外务部，称：孙中山现在香港居留，要求商请港英政府将其驱逐出境。该电文写道：“前接新加坡总领孙士鼎电，探闻孙文有回华作乱之谣。”“现访闻孙文改洋装，住香港公益报馆。又有同党邓子瑜住香港旅安祥客栈。前获逆党陈纯供，邓子瑜为孙文管外事，现闻招集香港匪徒，入内地勾引乱民滋乱。”“务求大部速密电英使，转电英政府，饬港督速将二逆逐出。”③电文所称孙中山在港一事，指的是这年4月16日孙中山乘船途经香港。惟据同盟会在港要员冯自由忆述，当时孙仅在船上召见同盟会在港负责人陈少白和郑贯公，并未提及孙登岸入住香港《世界公益报》。因此，孙中山此次曾否在香港秘密登岸居留，有待考证。无论如何，周馥在5月发出电文之时，孙已离开香港。因此，电文所指孙中山时在香港，应属信息错讹。但其所指同盟会要员邓子瑜在港活动的情形，却准确道出孙中山部署邓子瑜等人在次年举行粤东起义的消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