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兼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3)

　　章太炎的“五无论”充满了虚无空幻的色彩，使人感到悲观绝望。其实他说的是一套，做的又是另一套，具有一定的欺骗性。就拿章太炎本人来说吧，十分虚伪，嘴上说不要政府，他却接受袁世凯的任命，担任东三省筹边使，并嫌这个官职有名无实。嘴上说要去人欲，但又十分计较个人的勋位，嫌二等勋位太小。嘴上说不要聚落、家庭，却又登报征婚。1913年被袁世凯幽禁北京期间，强令服侍人员称他为“老爷”、“大人”，每逢朔、望向他行“叩首大礼”，违者轻则罚跪，重则罚款。[20]这一切都有违辛亥以后民主共和政治的现实，很难想象是出自一个曾参加过辛亥革命的人。1917年孙中山领导护国战争，章氏被孙中山委任为大元帅府秘书长，在赴贵州毕节时，见副元帅唐继尧着上将戍服，心里很不自在，遂命人赶制“大纛”，上书“大元帅府秘书长”，其规制超过唐氏帅旗三分之二。[21]

　　章太炎的“五无论”源自他的佛学观。他崇尚华严、法相两宗，认为华严、法相心、佛、法三者相通，认为佛教是无神教，重平等，他从平等主义推论，满人待汉人不平等，必须铲除掉，依照佛教之说，逐满复汉，正是份内的事。佛教最恨君权，大乘戒律上说，国王暴戾，菩萨有权，可以将其废黜。总之，在章太炎看来，万事皆空，人世间的一切所作所为皆是无所谓的，革命也好，改良也好，专制也好，民主共和也好，都不过是虚幻的东西。

　　同一时期，章太炎还发表《国家论》、《排满平议》、《定复仇之是非》等一系列文章，²反对在中国实行代议制的民主共和政治。他的“五无论”和号召人们学佛，连同这些言论在当时产生极其恶劣的影响，以致引起了孙中山和其他革命党人的强烈不满，指出《民报》作为宣传革命的报纸，“宜作民声”，“不宜作佛声”，指责他的文章是“无的放矢”。若中国人人皈依佛法，岂不成了印度？！什么民族，国家，革命，岂不成了空论？！人人都成了法师，谁来拯救民族、国家的危亡？！[22]但章太炎依然故我，坚持自己的主张。以致同孙中山及革命党人在政治思想上渐行渐远，无法相容。

　　三、罔识大体，不懂军事斗争和政治谋略

　　革命事业的成功，除了宣传鼓动外，还离不开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且不说章太炎在宣传鼓动方面存在不少缺陷，即论政治谋略和军事斗争，在这方面他的知识可以说非常欠缺。由于无知，又罔识大体，他的不少做法直接给革命带来了严重的后果。

　　1906年7月，章太炎主持《民报》后，孙中山正计划前往南洋各地募集资金，准备在国内发动新的武装起义。日本政府迫于清政府的压力，于次年3月下令将孙中山驱逐出境。孙中山离日前，在日华侨商人吴锦堂（移晴阁主人）特地资助孙中山10,000日元，日本外务省也秘密地给了8,000日元，合计18,000日元。孙中山拿出其中的1,000日元用于与同人的告别宴，另拿出2,000日元交给章太炎，作为《民报》的办报经费，余款项则带往南洋，作为筹划起义的活动经费。章氏在得知这笔赠款的全部数目后，大为不满，认为孙中山私吞了这笔赠款，有违革命道德。愤激之下，竟擅自将《民报》社中悬挂的孙中山像取下。待到钦廉防城起义、镇南关起义相继失败，孙中山回到东京，章太炎非但不予安慰，反而与张继一道，要求罢免孙中山同盟会总理的职务，后经黄兴调解，事情才告平息。[23]

　　作为一名文人，章太炎对于军事几乎一窍不通。1907年9月，为了支持同盟会，日本人宫崎寅藏、萱野长知在日本购得一批枪支，准备供孙中山领导起义使用。章太炎和宋教仁从日本人平山周那里得知这批枪械陈旧无用，急忙以《民报》社的名义拍发电报告知同盟会在香港的机构《中国日报》社，说明此批枪械旧劣无用，请停止购买。这一电报无异是将革命党人的秘密和盘暴露，是严重的泄密。港英当局得知后，遂查获这批从台湾运来的枪械，勒令退回日本，抵日后又被日本当局全部没收。当时清政府也获得了这一消息，故加强了对边境口岸的搜查。事后孙中山认为这批枪械运送泄密事件，完全是章太炎等拍发明电码一手造成的，自此对章太炎及宋教仁等有关人员越发不信任。对于此事，在香港接获章太炎、宋教仁所发电报的冯自由也批评章太炎不谙军事，冒昧发电，以致造成大错。凭心而论，章氏等此举虽然主观动机没错，但客观上的确起了泄露军事机密的严重后果，给革命造成了重大损失。

　　章太炎为办《民报》向孙中山要钱无着，因而对孙中山心怀不满。而孙中山对章太炎在《民报》上大谈“五无论”以及佛法之类的虚幻内容也早已不满。《民报》被查封后，孙中山派汪精卫等前去东京复刊，不再让章太炎参与其事。章氏意气用事，不顾大局，于1909年竟发表所谓《伪〈民报〉检举状》，与陶成章等在南洋公布的《孙文罪状》相呼应，对孙中山、汪精卫等加以攻击，再一次掀起倒孙风潮。邹鲁等则在香港《中国日报》上著文反击，将他为清朝两江总督端方谋款而致刘师培、何震夫妇的信公布出来，称章太炎为端方的“暗探”，为“万金而出卖革命”，是革命的“罪人”，满洲之“鹰犬”。[24]1910年后，双方彻底闹翻。孙中山继续组织同盟会，开展武装斗争。而章太炎则与陶成章等重组光复会，并担任该会会长，陶成章为副会长，公开与同盟会分道扬镳。章太炎出任重组后的光复会长后，在政治上并无建树，根本提不出新的革命纲领，仍旧继续坚持原先光复会提出的“光复汉室，还我河山，以身许国，功成身退”的纲领和誓词，牢牢坚守种族革命的主张，“提倡革命就是光复汉民族”，[25]“总之，不离呂（留良）、全（祖望）、曾（静）之旧域”，“欲为浙父老雪耻”。[26]陶成章也说：“革命就是造反”，“汤武革命，改朝换代。”。[27]与此同时，竭力反对孙中山民主共和的政治主张，并在南洋爪哇、新加坡等地设立分会，大力发展会员，创办报纸，与同盟会争抢地盘，争夺侨民。此时的章太炎已逐渐变为革命阵营内专门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对立的一股消极力量，对民主革命事业造成了很大的损害。

　　1911年10月10日，武昌起义爆发，11月18日，章太炎回国。他与黃兴、宋教仁一起，附和一些立宪官僚，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次年1月，中华民国南京临时政府成立，孙中山当选为临时大总统。孙中山不念旧恶，仍从大局出发，聘章太炎为总统府枢密顾问。但章氏回国后，“周流十年，政治上并无所表现”[28]。临时政府成立后，经费奇缺，孙中山准备以汉冶萍公司作抵押，向日本贷款。围绕这一问题，章太炎再次与孙中山意见对立。3月，南北议和告成，孙中山让位袁世凯，袁世凯就任临时大总统后，革命党人“虑其难制，欲令南来以困之”，章氏又表示“反对”。此外，在定都南京还是北京的问题上，也是明显地表现出拥袁反孙的立场。[29]