章太炎与辛亥革命：兼论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4)

　　还在武昌起义期间，章太炎就和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鼓吹“革命军起，革命党消”，主张解散同盟会。孙中山后来在总结辛亥革命失败的教训时指出：“光复时有一种谬说，谓‘革命军起，革命党消’，此说倡自热心赞助革命之官僚某君，而本党之党员黄克强、宋渔父、章太炎等咸起而和之，当时几视为天经地义。”孙中山继而气愤地说：“我党失败全在这两句话上”，后来“袁世凯并倡军人不入党之论，以防止革命，因得肆无忌惮，帝制自为，皆此说阶之厉也”。[30]章太炎一方面反对同盟会，主张“革命党消”，而自己却与黎元洪、张謇、汤寿潜、汤化龙等相继组织中华民国联合会、统一党、共和党等政党，并担任共和党副理事长，同同盟会以及改组后的国民党相对抗。这种带有分裂性质的对抗活动，使以孙中山为代表的革命党人在同以袁世凯为代表的旧官僚势力的斗争中，常处于孤立无援的不利地位，待到“宋案”发生，孙中山决定实行“二次革命”，章太炎虽表示赞同，迨至以后的护法战争，虽与孙中山看法一致，然而为时已晚，已是革命党人丢失政权若干年之后的事。也许是囿于政治学理的不足，在一些重大政治问题，比如国家统一、联省自治等问题上始终与孙中山意见相对立，不能趋于一致。1925年3月，孙中山在北京去世，章太炎在敬送的挽联上写道：“洪以甲子兵，公以乙丑殂，六十年间成败异；生袭中山称，死傍孝陵葬，一匡天下古今同”。仍将孙中山视为洪秀全的继承者，而不承认其为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领袖。这显然是对孙中山形象的歪曲。[31]后来有人对他这样评价孙中山颇不赞同，他又在《祭孙公文》中辩解说：“天生我公，为世钤铎，调乐专一，吐辞为蔆。百夫雷同，胪句传诺。余岂异邮，好是谔谔。兰之同臭，石之攻厝。”在章氏看来，孙中山被尊奉为领袖，众人纷纷赞同，而我并非故意标新立异，而是循着“千夫之诺诺，不若一夫之谔谔”的古训，不愿随声附和，而愿做他山之石，用以攻厝。这显然是为自己贬低孙中山行为的辩解。

　　四、评价孙中山私心自用，有违公允

　　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当然领袖。他领导辛亥革命推翻了统治中国两千多年的封建君主专制制度，建立了资产阶级民主共和国。孙中山本人说自己是“三民主义之首创人，亦即中国革命党之发起人”[32]。国民党人尊称他为“国父”，谓：“本党总理孙先生，倡导国民革命，手创中华民国，更新政体，永奠邦基，谋世界之大同，求国际之平等，光披四表，功高万世。”[33]中国共产党人称他为“中国民主革命的先行者”，认为他是近代中国向西方寻求救国救民真理的杰出代表人物之一。毛泽东在《纪念孙中山先生》一文中说：“纪念他在中国民主革命准备时期，以鲜明的中国革命民主派立场，同中国改良派作了尖锐的斗争。他在这一场斗争中是革命民主派的旗帜。纪念他在辛亥革命时期，领导人民推翻帝制、建立共和国的丰功伟绩。”[34]毛泽东还说过：“中国的反帝反封建的资产阶级民主革命，正规地说起来，是从孙中山先生开始的”[35]，孙中山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先进分子中的“杰出者”、“领导辛亥革命的伟大革命家”[36]。无论是国民党人，还是共产党人，对孙中山是中国民主革命的领袖这一点都是公认的。其实，对于孙中山的领袖地位，当初章太炎也持有这样的看法，只是后来随着个人声望日隆、颂声鹊起，个人欲望膨胀，自以为个人功高勋崇，而滋生功勋盖过孙中山的看法，1903年，章士钊将宫崎滔天所著《孙逸仙》一书译成中文出版，章太炎欣然为译本写了一首诗序，将孙中山比做“赤帝子”，说孙中山将“继承郑成功、洪秀全的反清事业，成为四万万人的领袖”，[37]公开承认孙中山是中国民族民主革命的最高领导。宫崎这本书以及章太炎的诗序，的确对宣传孙中山领导中国民主革命的真相、提高和扩大孙中山的知名度起了不小作用。但后来在袁世凯授勋时，章太炎竟然将孙中山被人们拥戴为领袖，归功于是因为他所写诗序所致：“中山本无人提携，介绍中山，令与学人相合者，实自弟始。”言下之意孙中山之所以成为革命领袖是他章某“吹嘘”的结果。古今中外的历史证明，领袖人物的地位不是靠某个人的几句话，几句诗所塑造出来的，而是由人民、尤其是所在政党及其领导的事业所决定的。孙中山作为“千秋国父，百代人师”[38]，是一百多年来中国人民民主革命历史斗争铸就的结果，是中国人民选择的结果。章氏这样说未免言过其实、私心自用，不自量力，严重违背历史史实。

　在结束本文时，需要说的是，本文无意贬低章太炎先生对中国民族民主革命所作的贡献。正如章太炎的弟子汪炳正所评价的那样，他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学问家”[39]，我认为这个评价还不够，他应该是一位“有革命业绩的大学问家”。还是薛福成的后人薛慧山评价得好，说他是“权威性的国学大师，推翻满清的革命先进”。[40]称章氏为“国学人师”是因“章先生学术之大，也是前无古人的，在清代三百年学术史中没有第二个人”，称其为“革命先进”而不称其“大革命家”，是依据历史事实而论的。[41]1936年章太炎在苏州去世，南京国民政府闻讯致悼，明令褒扬，特予国葬。令文中说：“宿儒章炳麟性行耿介，学问淹通。早岁以文字提倡民族革命，身遭幽系，义无屈挠。嗣后抗拒帝制，奔走护法，备尝艰险，弥著坚贞。居恒研精经术，抉奧钩玄，究其诣极，有逾往哲。所至以讲学为事，岿然儒宗，士林推重。”[42]章太炎遵循顾炎武经世致用的观点，以经史之学投身民族救亡的大潮，为推翻满清王朝鼓吹呐喊，做了有益于革命的事情。在革命斗争中虽存在这样那样的缺点，但大节无亏，不失为正人，应予肯定。尤其是晚年反对袁世凯称帝，为护法奔走努力，尤为难能可贵。终其一生孜孜于学，造就人才，成就斐然，也应予肯定。国民政府对他的这个评价是恰当和中肯的。

　　（作者为华东师范大学历史系教授）

　　[1]《检论》、《哀焚书》，《太炎文录》卷一，章氏国学讲习会铅印本，1939年版，第6—12页。

　　[2]朱希祖：《本师章太炎先生口授少年事迹》，见许寿裳著：《章太炎传》，百花文艺出版社2009年版，附录，第25—26页。

　　[3]《訄书》末篇，《太炎文录》卷二，上海古籍出版社影印本，1985年版，影印本，第17—20页。

　　[4]王林著：《章太炎》，云南教育出版社2010年版，第26页。