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造国民性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影响(2)

　　孙中山在“民族主义演讲”讲到中华民族的国族主义时指出：“如果中国人知道自己是受压迫的国民，已经到了不得了的时代，首先把各姓的宗族团体联合起来，更由宗族结合成一个民族的大团体，这个大团体就是中国四万万人的大团体——国族。有了这个大团体无论什么外国用什么兵力、经济和人口来压迫，我们都不怕他。”可见，国族就是中国各民族团结的意思，就是各民族大联合的意思!它的真正目的在于振奋民族精神，对付帝国主义的侵略和维护民族的地位。中华民族在世界民族中算是惟一的历经数千年而不衰，直至现在“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人口最多最大的民族”。孙中山说：“这是我们民族所受的天惠，比较别种民族独厚。故经过天时人事种种变更，自有历史四千多年以来，只见文明进步，不见民族衰微。代代相传，到了今天，还是世界最优秀的民族。”[18]这是我们中华民族斗天斗地适应自然和具有团结意志和创新精神的表现。然而，孙中山则认为，中华民族处于今日世界激烈竞争的潮流中，受到列强政治力、经济力的压迫空前严重。此后中华民族如果单受天然力的淘汰，还可以支持100年，如果兼受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就很难渡过10年。这10年是中国民族的生死关头。“如果在这10年以内有办法可以解脱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民族还可以和列强的民族并存。如果政治力和经济力的压迫，我们没有方法去解脱，我们的民族便要被列强的民族所消灭，纵使不至于全数灭亡，也要被天然力慢慢去淘汰。故此后中国的民族，同时受天然力、政治力和经济力的三种压迫，便见得中国民族生存的地位非常危险。”[19]孙中山在此时强调提倡国族主义就是要救危，就是要结合四万万中国人组成一个坚固的民族团体，用大中华民族的意志和力量、“用民族精神来救国”和建设。[20]他希望今日中国的国民大众，“当勉为爱国之国民”。[21]由此可知，孙中山在此时期强调提升民族意识，它的政治目的很明确就是通过确立中华民族的国族意识，用意志和决心去抗拒侵略，用和平方法去对抗霸道行动，用全民的力量去捍卫主权和民族的尊严。

　　追求人的近代化与社会的文明进步

　　改造国民性是一个“以人为本”的现代化课题。

　　真正的爱国者，既要发扬民族优良传统，又要勇于发现民族性格、国民中不良性一面并力求克服它，不断地改造它。

　　中国是一个文明古国，历史悠久，民风纯朴，国民勤劳、勇敢，崇尚自由，为人谦和，爱好和平。正如孙中山所指出：“中国，由于它的人民性格勤劳和驯良，是全世界最适宜建立共和政体的国家。在短期间内，它将跻身于世界上文明和爱好自由国家的行列。”[22]正由于中国人热爱和平，故孙中山指出：“中国决无帝国派之野心，决不扩张军备”，[23]更加不会称霸世界。根据中国的历史和人文环境所造成的中国人的品性，孙中山一再强调一旦革新中国的目标得以完成，不但我们美丽的国家将会出现新的曙光，整个人类也将得以共享更为光明的前景。所以，孙中山指出，中国人要正确地认识自己，也要善待世界各国人民。中华民族有许多优良品质，但在一定的历史时期和历史条件下也存在着某些与时代不符的不良习性，所以改造国民性是社会发展所必需，也是人类本身发展的必然。近代中国是帝国主义支持下的封建专制国家，在霸道主义的侵凌和落后封建主义思想的统治下，自然经济和封建的意识给中国人的心理、思想和意识都带来极其沉重的污染，使国人具有愚昧、偏私、奴性、苟安、守旧和缺乏自信等弱点。所以，在20世纪的中国不是要不要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而是应该怎么样认识中国国民性的缺点，以及如何更快地改造国民性的问题。过去，我们对梁启超的“新民”和新时代中国国民应有的“德性”，以及鲁迅的“立人”及其揭露中国人在封建专制和封建文化的遗毒下造成的愚昧落后，麻木不仁，自大好古的“民族劣根性”重视不够，还有人对梁启超、鲁迅的改造国民性主张提出批评;对于孙中山等革命党人改造国民性的认识也产生误解，致使改造国民性，提高中华民族的整体素质的教育一波三折，未能达到改造国民性的效果，不能通过实现人的近代化，达到工业和社会近代化的目的，这是中华民族在前进中的一大失误。承认中国人的落后，不等于就是妄自菲薄，相反只有承认落后，才能有决心地消灭落后。孙中山在《建国方略》“心理建设”中就严肃地批评中国人“素自尊大”，不能虚心向先进民族学习，所以社会不能进步。在《伦敦被难记》中，孙中山又指出：“中国之政，习尚专制，士人当束发受书之后，所诵习者不外于四书五经及其笺注之文字，然其中有不合于奉令承教，一味服从之义者，则且任意删节，或曲为解说，以养成其盲从之性。”学者文人如此，平民百姓更可想而知。“此所以中国之政治无论仁暴美恶，而国民对于现行之法律典章，惟有兢兢遵守而已。”[24]中国人这种盲从习性，造成中国人对于“世界之大事若何，人民若何，均非其所知。国家之法律，非平民所能与闻。谈兵之书，不特为禁品之一，有研究者甚或不免于一死。至于新器之创造、新学之发明，人民以惕于死刑，罕敢从事。是故中国之人民，无一非被困于黑暗之中。”[25]1920年11月，孙中山在上海中国国民党本部会议发表演说，他指出：“试看民国已经成立了九年，一般人民还是不懂共和的真趣。”“现在人民有一种专制积威造下来的奴隶性，实在不容易改变，虽勉强拉他来做主人翁，他到底觉得不舒服。”“中国奴制已经行了数千年之久，所以民国虽然有了九年，一般人民还不晓得自己去站那主人的地位。我们现在没有别法，只好用些强迫的手段，迫着他来做主人，教他练习练习。这就是我用‘训政’的意思。”[26]对此，包括我本人在内，过去也曾批评过孙中山对国民的认识估计过低，通过“训政”来教训国民的做法。现在想起来要推行民主政治，建设现代文明的社会，人民的素质过低，的确困难重重。现代民主的社会是竞争的社会，如果国民奴性十足，对什么事情都畏首畏尾，没有新的思维，没有创新精神和没有敢为人先的意识，这种国民性对中国的振兴的确影响甚大。所以，对国民进行教育、培训或“训政”也是社会进步，推行民主政治所必需。1920年11月5日，孙中山与伍廷芳复函时任北京政府国务总理靳云鹏时又强调：“中国通病，在一个伪字”，这种积习不改，就无法“导人以诚”，否则“求统一而去统一愈远，言和平而破坏和平愈甚。”[27]孙中山晚年在三民主义演讲时，在谈到修身、齐家、治国时又指出：我们中国人不仅正心、诚意这些内治的功夫做不到，就连修身、齐家、治国的外修功夫也还没有做到，所以本国便不利自治，外国人看到中国人不能治国，便要来共管。孙中山说，别的暂不去管它，仅是从修身一方面来看，我们中国人的功夫就很缺乏。除非来中国住上二、三十年的外国人，或象英国罗素那样有学问的哲学家才可以看出中国的文化优长，才赞美中国。普通外国人总说中国人没有教化，是很野蛮的。孙中山指出，这是因为中国人对于一些平常的举动都不讲究，难怪人家瞧不起。对于中国人的鄙陋丑劣行为，孙中山总是不客气地指出来，这是为了引起咱们中国人注意改正，提高个人素质。在民族主义第六讲中，孙中山举出不少例子说明中国人修身功夫欠缺，对于中国国格的影响，并提出批评。孙中山说：中国人初到美国时，美国人本来是平等看待，没有什么中美人的分别。后来美国大旅馆都不准中国人住，大的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这就是由于中国人没有自修的功夫。孙中山指出，有一次在船上他和一位美国船主谈话，船主说：“有一次中国公使前一次也坐这个船，在船上到处喷涕吐痰，就在这个贵重的地毯上吐痰，真是可厌。”孙中山问他：“你当时有什么办法呢?”他说：“我想到无法，只好当他的面，用我自己的丝巾把地毯上的痰擦干净便了。当我擦痰的时候，他还是不经意的样子。”象那位晚清公使在那样贵重的地毯上都吐痰，普通中国人大都如此。由此一端，孙中山说：“便见中国人举动缺乏自修的功夫。”孙中山又以外国的大酒店都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为例说，“有一次，一个外国大酒店当会食的时候，男男女女非常热闹、非常文雅，济济一堂，各乐共乐。忽然有一个中国人放起屁来，于是同堂的外国人哗然哄散，由此店主便把那位中国人逐出店外。从此以后，外国大酒店不许中国人去吃饭了。”孙中山指出：还有一次“上海有一位大商家请外国人来宴会，他也忽然在席上放起屁来，弄到外国人的脸都变红了。他不但不检点，反站起来大拍衫裤，且对外国人说：“‘嗌士巧士米(Excuse me，意思是‘对不起’)”，孙中山指出“这种举动，真是野蛮陋劣之极!”也许有人会说“有气必放，放而要响，是有益卫生”，孙中山指出：“此更为恶劣之谬见”。[28]孙中山将吐痰、放屁、留长指甲、不洗牙齿这些例子，举出来教训中国人，他不是在有意给咱们中国人过不去，而是要大家正视这些丑劣举止的不良，如不重视改正势必影响对外交往，也有损中国的形象。中国民族不从整体上提高国民的素质，学会文明礼貌，改变中国人粗野的弊端，就人的文明性这一点而言就很难追赶世界文明国家的进步潮流。孙中山举上面一些例子在一些人看来只是小事一桩，好象不足挂齿，但若从只有人的进步才有社会的进步，只有实现人的近代化才有社会的近代化来看，这正说明孙中山的“人本”思想是在于教人从小事做起，从提高普通百姓的素质做起的苦衷。中华民族人口众多，但教育落后，人的综合素质关系到国家未来发展的后劲，只有将人与教育，人与社会发展的关系处理好，我们中华民族才能跟上世界的发展潮流，才能有国家的进步和社会的文明。