孙中山改造国民性思想对中国社会建设的影响(3)

　　概括起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思想是以民族自救为出发点，他着眼于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追赶世界潮流，实现中国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中华民族有许多优美品质，但也存在着某些不良习性，改造那些不良习性，正是中华民族重振雄风，恢复民族精神去改造我们的社会，建设我们国家所必需。不改造本民族落后的习性，则不复有本民族精神的复兴，而不学习和吸收西方先进国家的国民精神，则不会有中国人的近代化。孙中山指出：20世纪之世界是科学互竞之世界，因此他对于菲律宾碧瑶华侨成立“爱国学校”表示祝贺，对他们“作育吾国侨菲之青年子弟，由非途轨进，而为他曰研钻高深之学科，以与世竞，抑以供献祖国”的行为给予肯定。[29]可见，通过教育、发展科学提高国民的综合素质，树立竞争意识，追求中华民族人的近代化和社会的文明进步便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主旨。

　　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

　　中华民族与世界其他民族不同的是它虽是中国的“国族”，但它不是单一民族，而是包含56个民族，大民族包含小民族，这是中国的特色。所以中国的“国族”的含义是非常模糊不清的，它不是56个民族的相加，也不是严格“民族”概念上的民族。中华民族是中国公民的集称，各民族居住在中国国境之内，各民族具有不同习俗，但享有共同利益，并在同一领地上承袭共同的文化传统、民族精神与利害关系。然而，中国境内的56个民族中，谁也不能代表谁，它只能以自己独立的身份认同中华民族作为“国族”，但不等于它已不独立存在。所以，在中国这个多民族统一体的情况下，很难从概念的层次来讨论中国的“国族”，在这里中国“国族”——中华民族的涵义，是它在政治上所彰显的意义。正如英国著名左派历史学家埃里克·霍布斯鲍姆教授所言：“在当时，‘民族’即是国民的总称，国家乃是由全体国民集合而成，是一主权独立的政治实体，因此，国家乃民族政治精神的展现。由此观之，无论民族的组成是什么，公民权、大众的普遍参与或选择，都是民族不可或缺的要素。”[30]这个现代民族的新义基本符合中华民族——国族的含义。目前，中国境内有56个民族，每个民族都有自己的族名。同时，56个民族又有一个共同的族名，即中华民族。而中华民族的每个民族都存在它的特性和特点，但作为中华民族又具有许多共同的特征，如文字语言除个别民族有自己的文字和语言外，多数民族都共同使用汉语、汉文，由于它们长期共同生活在东亚大陆这个具有完整结构的地理单元，经济生活和生活习俗也大同小异。正由于它们长期来杂居在中国各处，共同的生产活动和反对外族侵略的斗争，造成它们相互依存，共同进步的环境，形成你中有我，我中有你，谁也离不开谁的格局。所以正如我国社会学、民族学著名学者费孝通教授所指出：中华民族实体是“一个休戚与共的自觉的民族实体。”“虽则中华民族和它所包含的50多个民族都称为‘民族’，但在层次上是不同的。”[31]孙中山作为中国的政治家和思想家，他高瞩远瞩，通过了解世界诸多国家的民族，为了追求民族独立可能带来的混乱和思想困拢，以及建立“民族国家”所造成的民族意识的大爆发，造成不同民族社群之间的对立和冲突，他及时地指出发扬民族主义，造成中华民族各民族团结统一的国族意识。通过重构中华民族实体，弘扬传统文化中的道德传统，营造宽松、融洽、相互帮助，共同进步的环境。通过这些方法有意识地削弱和破坏中国的宗族、家族政治传统，改善民族关系，改组社会结构，增强社会的稳定性。从分裂的社会和政治多元的局格中运用民族主义理论寻找替代物——国族主义，又通过国族主义对国民提出新的要求，通过思想革新，唤起国民的觉醒实现救国和振兴中华的目的。有学者将这种民族主义思潮称为“乱世的潜流”，[32]这种比喻大体上说是不错的。因为，近代中国面临的救亡任务，所以“用民族精神来救国”是近代中国政治家、思想家和文人学士最唱响的声音，正是这种声音“乱世的民族主义潜流”将中国各族人民冲向政治的前沿，接受时代和帝国主义侵略的双重挑战。

　　为了处理好中华民族多元与一体可能产生的问题，孙中山在晚年作民族主义讲演时，他将亚洲人与欧洲人相比较，又将中国人与日本人相比较，从而他得出结论，即白人能做的事，黄种日本人也可以做，而日本人可以做的事，中国人也可以做。所以，“世界上的人种虽然有颜色不同，但是讲到聪明才智，便不能说有什么分别。”[33]“我们中华民族和世界的民族比较，我们还是有许多优点。”[34]可是近来200多年，欧洲的科学发达，物质文明进步，中国则不及欧洲。而退步的原因不是中国人愚蠢和不努力，而是因为我们“失了民族的精神”，不思进取。因此，孙中山提倡除了发展经济，增强政治能力抵御西方列强的侵凌外，他又提倡在国内除了发展汉族人口外，对“中国的土人苗、傜、僚、僮等族”也要增加人口。[35]其次必须改变中国人一片散沙，没有国家观念的状态，形成“敬宗收族”的国族观念，改变过去“国亡他可以不管，以为人人做皇帝，他总是一样纳粮”的意识，[36]形成一个极大的国族团体，实现《尚书》所载尧的时候，“克明俊德，以亲九族;九族既睦，平章百姓;百姓昭明，协和万邦。黎民于变时雍”[37]协和兴邦御敌保国的局面。最后，孙中山强调要正确地处理中外文化的关系，用继承中国传统文化中优良的东西，作为造成中国民族大团体——国族的文化基础，树立忠于国家、忠于人民，要“为四万万人去效忠”的精神，实现在“恢复我一切国粹之后，还要去学欧美之所长”，然后和“欧美并驾齐驱”的目标。[38]

　　由此可见，孙中山改造国民性，重铸中华民族的精神是基于救亡图存的心理，是基于既要反对西方列强，又要学习西方列强先进科学文化双重挑战而作出的选择。他一方面，生怕中国的落后造成中国人心的缓散，招致民族的分崩离析，通过强化国人的危机感，唤醒国人的强国意识;但他又怕过多地强调西方科学文化的先进，作出学习西方文化选择带来国人心理结构的危机，产生依赖价值观，使历史的进步付出沉重的代价。在这一态势下，孙中山为了寻找心态的平衡，他努力在中国传统文化中寻找作为接受现代西方文化的背景。然而，尽管他做了很多关于维护传统文化和向西方学习的解读，但由此又模糊了他的文化选择，他没有能够为中国文化的重构作出明确的导引，他强调弘扬传统文化来对待新文化的冲击，但由于新的文化应如何调和，如何改造没有明说，所以又造成中国文化在变迁中产生逻辑对历史的排解和民族性对时代性的抗拒。

　　总之，孙中山看到中国人的素质、国民性格对国家兴亡的重大关系，因此他提出发扬中华民族精神之华，补以他国民族精神之粹，以涤除民族的劣根性，铸造中华民族的新精神，奋发图强，大步前进。在孙中山的许多讲演和文章中，他都强调中华民族必须要与世界民族平等，要有中国真正的独立。所以，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一个明显特征就是改变“奴性”，树立独立的人格。因为国民没有独立的精神，必然是依赖别人，依赖别人的人一定对别人阿谀媚人。所以一个强大的中华民族必须要具有近代“文明的独立精神”，将独立精神与“济弱扶倾”精神结合起来，造成新时代中国国民的新品质，以适应社会的发展和文明进步，便是孙中山改造国民性的基本出发点。