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在同盟会整顿和建设方面的

　　1905年同盟会的建立，使中国民主革命进入了一个新阶段。然而两年后，它的上层就出现了分裂，且愈演愈烈。其原因除了人们已知的阶级根源、地域观念、宗派思想之外，还有学术界尚未注意到的孙中山治党方面的失误。本文对1907年至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的党务活动试作初步探讨，以揭示其得失。

　　一

　　设在日本的东京本部是同盟会的中央机关。它作为指导革命的中枢，在初创的一两年里，于扩展组织、制定方略、宣传政治纲领诸方面发挥了比较出色的作用，尤其在组织革命党人与改良派的论战中，显示了特殊价值。但是从1907年开始，情况发生了很大的变化，孙中山因《民报》经费的纠纷，很少再过问本部的事务，加上缺乏经费，本部实际上停止了活动，这种状况一直持续到武昌起义。

　　各省分会的情况与本部相差无几。在东京留学生中虽然有各省分会之名，然缺乏经常的活动，分会长的任务只是“专司本省留学界之入会主盟事务”(《革命文献》第2辑，第10页。)。胡汉民1906年所写《星洲同志分帮原因及办法》描写同盟会新加坡分会的实际情况说：“会员已满数百人，不能开会员大会”，因而“有如下之弊端：甲、会员不相聚集，往往虽属同志，亦不相识，且不知为何人。乙、分会有事欲告会员，无从通消息。丙、会员情谊不亲”(《革命文献》第2辑，第105页。)。至于内地，同盟会处于秘密状态，组织更为涣散。1910年倪映典等在广东新军中发展会员，号称达到全军人数的1／3，但临到发动起义时，军队内部完全是一盘散沙，根本弄不清谁是会员，也看不到同盟会组织有什么活动。

　　同盟会的涣散状况，曾引起上层人物的忧虑和不安。宋教仁曾预言同盟会将来“不能有所为”(陈旭麓主编《宋教仁集》下册，第718页。)。谭人凤、陈其美等人认为，同盟会“有共同之宗旨，无共同之计划；有切实之人才，无切实之组织”(《中国司盟会中部总会宣言》，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因此，他们多次建议改良会务，并且对后来成立的同盟会中部总会从领导体制到起义策略都作了不同于东京本部的改革。黄兴在同盟会中主要负责武装斗争，他根据亲身体会，提出了革命党要建立铁的纪律的主张。1911年他在致中部同盟会五个执行部长的信中写道：“广州之败，半在统筹部组织之不善，纯慕文明参议制度，所以有廿七忽而解散，廿八忽而集合之活剧。不知发难之时，非专断不可，一容异议于其间，立可见其破败……吾党发难时之组织，不可不以军律行之……即军政府成立时，亦当如是”(《黄克强先生书翰墨迹》1956年台湾版，第88—95页。)。他这番感慨是针对同盟会中部总会参议制组织原则而发，但其侧重点则在于强调类似统筹部那样的武装起义指挥机关要“以军律行之”，而同盟会中部总会在组织上所实行的参议制，则是在常设的党的领导机关实行集体领导，以克服个别领导负责制带来的弊端，达到集中群众智慧与活力以振兴党务的目的。这些主张和做法，对于克服同盟会的组织涣散，无疑有其重要意义，可惜只能在革命党局部组织中实施，无法达到根本扭转整个同盟会局面的目的。

　　对于同盟会的状况，孙中山也是不满意的。1908年他到南洋检查党务并筹措军饷，沿途指出：“吉隆坡虽亦有热心之人，而团体散漫，应谋其改良扩充，以求其进步”；“庇能同志亦甚热心，惟运动联络之人不及芙蓉、壩罗”，需“另派定主持各人为推广团体事”(《孙中山年谱》，第96页。)。在孙中山这次视察前后，革命党人起草了《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上呈孙中山。其中第十三条为：“本会欲使会众团体密切，声气灵通，特仿革命军军队编制之法以组织会众。……”孙中山批道：“此条请即施之实事。”在分会总章的最后，他又特加批示：“注意：组织会众为营、为队、为列、为排一条，为极紧要。有此则会员之感情乃能密切，团体乃能坚固，不致如散沙”，强调只有如此，才能起到“犹身之使臂，臂之使指”那样指挥灵活的效应(《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394页。)。两年之后，孙中山在致邓泽如函中又叮嘱“最要者为十三款，务望切实举行”(《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7—488页。)。孙中山整顿同盟会的努力，在南洋部分地区收到了定的成效。虽然它并未彻底解决组织涣散的问题，但分会章程的实施，毕竟使同盟会长期存在的痼疾有所好转，工作效率有所提高，从而为南洋这块武装斗争之主要后方基地的巩固和扩大提供了条件。

　　与指导整顿同盟会的同时，孙中山在创建和发展地方组织方面，也取得了可观的成就。早在同盟会成立之初，他就派人赴香港建立起国内第一个同盟会分会；接着又亲赴越南、新加坡，建立起河内、海防、西贡、新加坡等同盟会分会。从1907年开始，他在周游南洋、美洲、檀香山等地筹集起义经费的同时，又先后建立了曼谷、纽约、芝加哥、旧金山、火奴鲁鲁、茂宜、希炉等同盟会分会。为了加强对分散的革命组织的统一领导，1908年秋，他指示成立同盟会南洋支部，委胡汉民为支部长。1910年春，他在旧金山亲自指导成立了“美洲三藩市中国同盟会总会”（通称美洲同盟总会），以实施对美洲华侨革命力量的协调和领导。他还建议，将旧金山《美洲少年》周刊改组为美洲同盟总会机关报，后经筹备，改名《少年中国晨报》，于当年八月正式出版(《孙中山年谱》，第167页。)。

　　同盟会各级组织建立之后，如何使它迅速地扎根于群众之中，并有效地开展工作，关系着革命事业的兴衰和成败。对于这个问题，孙中山是从发展会员扩充实力着手解决的。1906年孙中山、黄兴等人主持修订的《中国同盟会总章》规定：“凡会员皆有实行本会宗旨，扩充实力，介绍同志之责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284页。)。1908年孙中山手批的《中国同盟会分会总章》又具体规定，“凡会员能介绍和主盟新同志十人者记功一次，百人者记大功一次”(《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393页。)。由于革命处于低潮时期，加上各分会常务干部的生活来源无法解决，所以在相当长的一个时期内，同盟会的组织发展并不景气。针对这种情况，他于1910年重新拟定了分会总章，其中进行了两点重要改革：第一，“以后免收入会费而多举主盟人，以广招徕”；第二，“重要办事之员，议给一定薪水”(《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7页。)。这两点对于巩固和扩大革命组织，特别是同盟会坚持长期斗争，无疑是必要的、正确的。当年十月孙中山复邓泽如函即说：“自改订新章，大小比叻已大收成效，单刺乞一埠，愿加盟者甚众，现已收二百人，闻不日可收至千人云”(《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87—488页。)。檀香山“人心也极为踊跃”“以一晚过百人入会，亦为他处向来所未有”(《孙中山年谱》，第107—108页。)。会众的大量增加，扩大了同盟会的影响，给革命党人开展反清活动提供了有利条件，尤其为筹集武装起义的军饷打下了群众基础。