论武昌起义前孙中山在同盟会整顿和建设方面的(2)

　　总之，从1907年到武昌起义之前，孙中山在同盟会的组织建设方面做出了重要贡献。他指导创立了遍布东南亚、南洋和北美洲的同盟会分支组织，发展了众多的会员，建立了便于统筹区域工作的支部或总会，并且对他们进行了必要的整顿，使同盟会的涣散弊端至少在局部范围内有所克服。这些努力，无疑有利于推动辛亥革命的发展和高涨。

　　二

　　尽管孙中山为同盟会的建设和发展做出了无可置疑的贡献，然而勿庸讳言，作为同盟会最高领袖他未能有效地统筹全局，也没有处理好会内的矛盾，特别是他本人与东京本部的关系。因此，他这一时期的会务活动，又存在着严重的局限性。

　　第一，对同盟会会务的指导范围，仅局限于海外，主要是南洋、美洲、檀香山等地，忽视了东京本部和具有更重要意义的国内革命组织的建设。遍查孙中山年谱、全集和其它有关资料，不难发现，从1907年开始，直到武昌起义之前，他对东京本部和国内各省分会的事务是很少过问的（不含西南边境的军事活动）。这固然有清政府通缉革命领袖和勾结日本政府不许他在彼国停留有关，但是，当机会来临，甚至同盟会的重要骨干与之商讨改良会务的时候，他却缺乏必要的热情。1910年6月10日，他来到日本，谭人凤前往拜访并要求改良会务，他答应日后召集分会长会议讨论。可是直到24日离开日本，他居然对这项重要问题没有做任何的答复和处置。无怪乎有的革命党人不无偏颇地埋怨这位同盟会总理“总于何有？理于何有？”(谭人凤：《石叟牌词叙录》，载《近代史资料》1956年第3期。)

　　第二，吸收会员、扩展组织只服从于筹款的目的。孙中山一直认为要进行革命，必须由“海外同志出钱，国内同志拼命”。因此，这一时期他在海外发展和整顿会务的活动，是与筹措军饷紧密地联系在一起的。这在1910年至1911年间，表现得尤为明显。1911年10月，他致函南洋各地的革命党人，明确指示“速行推广团体”，以动员更多的人捐款(《孙中山年谱》，第110页。)。为了打开在美洲筹款的局面，他在旧金山先后向美洲同盟总会提出两点建议：其一，取消一切顾虑，放手发展组织。他指出：发展会员要一反以前那种“杜渐防微的态度”，而应该“大刀阔斧、明目张胆”，“不怕汉奸混入，只怕同志不来，而且要公开称中国同盟会”。“这样人多加入，革命势力自然增加，有起事来急于筹款也就容易了”(《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8—439页。)。其二，建议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1911年6月，他在旧金山向同盟会总会会长李是男、致公总堂首领黄三德等建议两组织消除门户实行联合，后经双方协商，美洲各埠两组织果然实现了联合，同盟会员全部加入了洪门(《孙中山年谱》，第119页。)。孙中山的这两项措施，使得革命党人在美洲筹措军饷的活动收到了一定的成效，但是，它的弊端也是明显的：1．在革命高潮时期，无原则地降低入会标准，正好给那些“趋势者”和投机政客敞开了混入革命营垒的大门，使本来就不怎么纯正的革命组织变得成份更加复杂；2．全体同盟会员加入洪门，实行组织合并，对于实际上大多数仅属“同情革命”的同盟会员来说，容易淡化进步性，甚至完全被会党所同化。同时，革命党收卷自己的旗帜，一定程度上限制了独立性、自主性，不利于坚持长期斗争。

　　值得注意的是，入会标准的降低，并不限于南洋和美洲。1911年孙中山致张继函称：“欧洲学界，兄宜出头收罗入盟，不必计其精粗美恶，久之必能同化为精美也。此为革命党增长势力之第一法门，若不倡行之，则人人放弃责任，中国前途更无可为矣”(《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507页。)。在他看来，不管什么人，只要加入同盟会，都会同化为好的革命者。不过这在他的实践中，并没有发现成功的事例，相反倒有失败的沉痛记录。早在1905年，他旅欧时就在留学生中建立了欧洲同盟会，由于发展会员时疏忽大意，致使他还没有离开欧洲，自己所保管的盟据就被新会员偷窃而出首使馆。遗憾的是，他并没有从中吸取教训(《辛亥革命回忆录》六，第11一15页。)。如果说，他在美洲采取的降低入会标准的措施，方可达到多筹款项目的话，而在官派为主的欧洲留学生中采取这种不计“精粗美恶”的办法，则必然使同盟会成份进一步复杂化，促使它的组织更加涣散。

　　第三，缺乏处理党内矛盾的魄力，甚至义气用事，擅自把同盟会的海外组织更名为“中华革命党”。1907年东京本部曾因《民报》经费问题掀起了一场“倒孙”的轩然大波。嗣后，发起倒孙的骨干分子章太炎、陶成章分别炮制了《伪〈民报〉检举状》与《孙文罪状》等，寄送南洋、美洲各地，对他进行人身攻击。这些不实之词激起了革命党人的义愤，在西南边境领导武装斗争的黄兴就专程前往东京，决定在即将续刊的《民报》上公开宣布章氏为“神经症”之人；同时致函孙中山，要他“海量涵之”，表示“陶等虽悍，弟当以身力拒”(《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7页。)。为了给孙中山赴美活动扫除障碍，黄兴又与刘揆一等以同盟会的名义发函美洲，指出有人从东京发函攻击孙中山，“用心险恶，殊为可愤，要求美洲同志乘孙中山到美机会，同心协力共谋团体进步”(《黄克强先生全集》第116页。)。此后、南洋、河内的革命党人也列举事实对章、陶的攻击进行了批驳。应该指出，东京本部虽然有部分革命党人在不明真象的情况下参与了这次纠纷，但在后来，特别是黄兴到达东京以后，还是为维护孙中山的威信作了大量有效的工作。可是，这一切并不为孙中山所谅解，他一方面三番五次致函与章太炎嫌隙甚深的吴稚晖，请吴在《新世纪》撰文将章氏之“行为心术详为发覆，以正人心”；另一方面复函革命党人，声称“所云重新组织团体，弟在南洋已自行之，是以南洋之组织与东京同盟会不为同物”。还说“同盟会及章太炎至今未自认过，则弟已不承认彼等之总理者久矣。前后两年，两广云南之起兵，皆奉革命党本部之名义，并未一用同盟会名义也”(《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26页。)。这不仅将章氏等少数人的错误诿罪于同盟会的领导机构，把章氏与同盟会等同起来，要求共同向他检讨，还宣布放弃了同盟会总理职务，承认了他在南洋建立的是与“同盟会不为同物”的新组织。这种新组织果然在该国发出不久就公开出台了。1910年2月，孙中山建立旧金山同盟会分会，改十六字纲领为“废灭鞑虏清朝，创立中华民国，实行民生主义”，盟书中的“中国同盟会员”也改为“中华革命党党员”。半年之后，他抵达槟榔屿，通知南洋各地同盟会分会一律照改”(《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39页。)。毫无疑问，这种自行其是的做法是不负责任和违背会章的。它至少产生了两点消极影响。其一加剧了同盟会的内部矛盾，进一步涣散了同盟会的组织。由于他锐意经营海外分会，置东京本部于不顾，黄兴忙于在西南领导起义事宜，东京本部长时期缺乏一个强有力的有威望的领袖统筹会务，使得会内矛盾日渐复杂，宗派主义、山头主义恶性膨胀，甚至连续出现与同盟会分庭抗礼的团体，从而使本来就十分松散的革命政党，更变得各自为战一盘散沙。其二，削弱了孙中山在革命党人中的威信。他的行为不惟在东京本部产生了不良后果，而且引起了国内外分会领导的广泛不满。南洋支部的负责人邓泽如就批评他的此举为“舍重就轻”(《孙中山全集》第一卷，第476—477页。)。长江流域的几个领导骨干几乎不再承认他的领袖地位（虽然不仅仅是因为改组党事），他们遇事仅向黄兴汇报，不再征求他的同意。甚至在武昌起义之后推选组织临时政府的大元帅人选时，革命党人都未有提名孙中山的。一位华侨学者这样说过：“如果不是黄兴和黎元洪之间在大元帅职位问题上形成了僵局，那么，临时政府早就组成了，总统席位也早已归属了孙中山以外的别人”(〔美〕薛君度：《黄兴与中国革命》，湖南人民出版社1980年版，第126页。)。当时，拥有最雄厚实力的江浙集团和湖北集团左右着选举，这两个集团的主要负责人又是对孙中山怨言最多者，因而这种可能性的确是存在着。不过孙中山尽管存在着这样那样的不足，但他对辛亥革命的贡献仍然是巨大的，所以后来被推戴为总统亦是顺理成章的事。这里附带指出，孙中山建立中华革命党这一事实，学术界似未作深入的研究，更没有象对“共进会”、“同盟会中部总会”那样作出入木三分的评价。这无论是出于偏爱心理或者为尊者讳的旧观念，都是不正常和不应该的。