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

　　在辛亥革命时期的南北议和过程中，对中国实行何种政体，袁世凯究竟持何种态度？历来人们普遍认为，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玩弄权术，欺骗舆论，接受共和是假，窃取总统权位是真。这种看法虽有一定道理，但似乎把错综复杂、色彩纷呈的历史简单化了。本文拟就此问题作一些新的探讨。

　　一

　　在政体问题上，袁世凯的态度虽然是复杂甚或矛盾的，但终归是有一个从极端仇视、坚持君宪到接受共和的曲折发展过程。

　　当武昌响起反清革命枪声时，袁世凯作为“世受国恩”的清朝臣子，其最初反映是极为仇视的。清廷重新起用的任命下达后，袁世凯征询杨度、王锡彤等人的意见，他们力劝其不要应命。袁世凯听后勃然作色道：“余不能为革命党！余子孙亦不愿为革命党！”但袁世凯毕竟与顽固守旧大臣有所不同，对于党人举义还是有一定认识。所以，时隔不久，随着形势的发展，他经过冷静考虑后，态度逐渐发生了变化。他对谋臣们说：“余甚稳健，对于革命党决不虐视。”(王锡彤：《辛亥记事》，《辛亥革命资料》，第517—518页。)并主张明年即开国会，宽容此次事变诸人，解除党禁。所以，袁世凯出山后一反清廷“懵然主剿”的策略，决定“剿抚兼施”。于是，南北问开始了议和活动。

　　南北议和前期，与其“剿抚兼施”策略相适应，袁世凯基本上是坚持君主立宪主张。他希望保存清廷，由他掌管大权，政治上作适当改革来满足革命党的要求，以此了结乱事。11月2日他派随员刘随承恩、蔡廷干至武汉，三次发函黎元洪，试探和议，并明确表示：“项城出山。以劝抚为然。政府亦有悔心之意，……不如趁此机会，暂且和平了结，……相助办理朝政也。”(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78页。)11月11日，刘、蔡又身揣袁世凯亲笔手书往见黎元洪，宣称：“如能承认君主立宪，两军即可息战，否则仍以武力解决。”(曹亚伯：《武昌革命真史》（中）第263页。)以后，袁世凯也多次发表政见说：“清政府……已颁行宪法信条十九条，大权将在人民之手。”比较而言，“则君主立宪实为经常之计！”“余之主意在留存本朝皇帝，即为君主立宪政体。”(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

　　南北议和后期，袁世凯的“剿抚兼施”策略由于南方民军的不断抵制而一再受挫，而此时的革命浪潮却犹如江河决堤，迅猛向前。独立省份的纷纷增多，清海军的倒戈，陆军的力不从心，原立宪派和列强罢兵息战的强烈要求，这些都为他所始料不及。形势的逼迫使得袁世凯的策略发生了变化，即由“言抚进而言和”。(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当得知共和不仅是革命党的原则主张，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时，袁世凯也逐渐明白，君宪之路难通，再死抱清室无疑自寻末路。因此，他确实在考虑如何接受共和的问题。袁世凯在议和后期的所作所为恰好证明了这一点，11月底袁世凯授意其子袁克定密遣故旧朱芾煌出使武昌，表示此来的目的在于“约南北联合要求清帝逊位”，惟应举袁世凯为总统。(《李国镰自述》，《辛亥革命资料》第507页。)12月17日，袁世凯急调并未领会其深意的冯国璋赴京，由较识大体和了解他心意的段祺瑞接任第一军统领。段代冯后，“一反国璋所为，与鄂军府时通款曲，信使往返不绝于道。”(《黎副总统历史》，《宪法新闻》1913年第10期。转页吴相湘主编《中国现代史丛刊》第一册第2页。)第一军全体一致，主张共和并推袁为大总统。(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7页。)12月20日在袁氏父子授意安排下，时任保定陆军小学堂总监的廖少游代表北方与黄兴所委任的代表签订了和议密约。大体的内容就是：“确定共和政体”，优待清皇室”和举袁为大总统。(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66页。)与此前后廖少游等奔走南北，游说北洋将官接受共和，并劝说冯国璋等人不反对南北密约。12月18—31日，袁世凯正式委派唐绍仪为全权代表，南下上海，与民军先后五次谈判，最终也达成了“定以共和政体为鹄的”，但“南方须举袁世凯为总统”的协议。(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9页，刘厚生《张骞传记》第182页。)同时，袁世凯加强了与原立宪派如张謇、赵凤昌等人的联系。他急切了解这批对政局有巨大影响的“东南人望”的举措，以此决定自身的进退。

　　袁世凯在准备接受共和时，对革命党仍怀有戒心，对南方答应举其为总统事更不放心。当南方成立民国时，袁世凯的态度又出现了极大反复，情绪“非常冲动”，“投著而起，声言……人先组织政府，公选大总统，有悖协议本旨。”(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69页；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7页。)他一面宣布唐绍仪“擅用共和政体，逾其职权”，表示概不承认，一面责难南方，“君主共和问题现方付之国民公决，所决如何，无从预揣。临时政府之说，未敢与闻。”“此次选举总统是何用意？”(伍迁芳：《共和关键录》第60页。)同时，他又授意冯国璋等北洋将领电请内阁，“主张维持君宪，极端反对共和。……谓若以少数意见采用政体，必誓死抵抗。”(李剑农：《中国近百年政治史》（上），第336页。)

　　袁世凯态度的动摇和反复，一方面是他此时矛盾心态的流露，另一方面显然是向南方施加压力，从而使南北议和一时陷于停顿。对此，南方民国政府反映强烈，斥责袁世凯违背前议，指出：“若因而再起兵衅，全唯袁世凯是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并积极备战，准备北伐。同时，又全力向袁世凯解释，一再重申相让之意。孙中山也表示，“暂时承乏”，“虚位以待”。

　　袁世凯在看到南方对共和问题的激烈反响和得到南方对总统问题的一再保证后，决定“专从清室着手”，加快了逼宫步骤。(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98页。)1912年2月12日，在举国一致反对声中和袁世凯的软硬兼施下，清帝被迫宣布退位。袁世凯也随即向全国公开宣布政见：“共和为最良国体，世界之所公认。今由帝政一跃而跻及之，实诸公累年之心血，亦民国无疆之幸福。……从此努力进行，务令达到圆满地位，永远不使君主政体再行于中国！”(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