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3)
辛亥革命网 2013-12-10 00:00 来源：《上海师范大学学报：哲社版》1994年第1期 作者：夏斯云 查看：
三
从以上分析可知，在整个南北议和过程中，对于共和政体，袁世凯的态度并非一成不变、始终反对，而是基本上顺应了时局的发展变化。正如曾参与议和活动的张国淦所说：“项城最初表面维持清室，其次始讨论民主君主，又其次则偏重民主。”(张国淦：《洪宪遗闻》，《文史资料选辑》第1辑第133页。)民主、共和是辛亥革命历史潮流，任何人无法抗拒，袁世凯也是如此。
虽然他接受共和是被迫的但接受总比抗拒要这是他一生中一个进步的举动，客观上有功于历史，无疑也值得称道正如时人所谓：“南北统一之易，禾可谓袁氏无功于其间。”(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沈若婴序，《近代稗海》第三辑。)
诚然，袁世凯接受共和是以推举他为临时大总统为先决条件的，这反映了袁世凯权欲熏心的本质。但是，从表面上来看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就任民国临时大总统，好像互为因果其实毕竟是两回事。就当时而言，如果不是举国上下各派势力竞相拥袁，而单靠袁世凯接受共和，是难以换取南方拱让总统宝座的；同样，如果不是共和已成大势所趋和袁世凯的明智识体，单靠总统权位也难以换取袁世凯态度的转变。应该说，两者都是客观形势使然，并非袁世凯权术操纵的结果。所以我们不能因为袁世凯在议和过程是善弄权术、屡施手段，以及他以后破坏共和就否定他曾接受共和的事实。袁世凯终究摆脱不了形势的制约，他是在民心所向前提下被迫接受共和的；同样，他也是在大势所趋的情况下摘取总统桂冠，得以满足权欲的。当然，两者的最终实现，确实互为契机，这也是一种历史的选择。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袁世凯在公开场合仍一再表示拥护君主立宪政体。当他的议和政策遭到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指责时，他说：“议和是一时权宜之计，岂能忘恩于清室？”(张达骧《我所知道的徐世昌》，《文史资料选辑》第48辑，第224页。)又说：“余深荷国恩，虽时势至此，岂忍负孤儿寡妇乎？”(白蕉：《袁世凯与中华民国》，章伯锋等主编《近代稗海》第三辑第18页。)就在唐绍仪准备动身南下时，他约各代表谈话说：“君主制度，万万不可变更，本人世受国恩，不幸局势如此，更当捐躯图报，只有维持君宪到底，不知其它。”(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289页。)是否就凭此言而断定袁世凯始终反对革命，根本不可能接受共和呢？我们认为，一、评论人物不仅应看他说了什么，而更应看他做了些什么。如前所述，袁世凯就在说这些话的时候，他主要的活动是在准备接受共和。二、袁世凯当时所处的地位确实使他除君宪外难以言及其他。当时，也确实出现了时人所说的“项城居于被动地位，心中已以为然，而口不能言”的局面。(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74页。)三、其时袁世凯所面临的局势仍十分严峻，皇室亲贵等人的激烈反对，宗社党威胁的存在。把持禁卫军指挥权的载涛、良弼等人就认为：“袁是心腹之患。”(《中华民国史事纲要》（1912年）第131页。)他们百般阻挠和议，密筹除袁之策。这些不能不使袁世凯格外小心，讲些甜言蜜语安抚他们，否则性命有虞。当然，袁世凯自己态度仍有动摇甚或反复，这也是可能的。不管袁世凯的心态如何，而他终究是在一步步地走上接受共和之路。这个事实不应轻易否定。
袁世凯接受共和是多种因素交互作用的结果。在当时，他具备接受共和的主客观条件。因此，袁世凯接受共和，与其说是虚假，不如说是客观局势的作用。为什么在当时大势所趋的条件下，其他许多疆吏将臣能接受共和甚或投向革命，而袁世凯却一定相反呢？当然，即使袁世凯接受了共和，袁氏集团具有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使他多么留恋旧制度，使他对于共和新制度时时产生难以合拍之感。而且，这种劣性确实使他存在着怀旧复古的恋情和基因，在一定条件下，又会旧情复萌和死灰复燃。袁世凯就任总统后一步步破坏民主共和，并最终演出洪宪帝制丑剧即是一个佐证。但是，两者毕竟是发生在不同条件下的两回事。一个是大势所趋下的从流举措，深受国人所赞赏；一个是得意忘形后的逆流行动，终为国人所唾弃。此一时也，彼一时也，两者不能混为一谈。评论历史人物应该立体地、动态地和分阶段地进行。不能因为袁世凯搞洪宪帝制违反历史潮流于后，就否定其接受共和顺应历史潮流于前。总之，要本着实事求是的态度，给予他合乎历史实际的评价。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