袁世凯接受共和原因新探(2)

　　二

　　袁世凯为什么能够接受共和？这是人们不愿承认或有所避讳的命题。我们认为，在当时特定的环境里，袁世凯具备接受共和的主观条件和客观条件。

　　在清末，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在迅速膨胀的同时，它的阶级性质也开始发生变化，即由封建地主阶级性向官僚买办资产阶级性转化。在经济上，袁世凯通过巧取豪夺，全部接收了盛宣怀的路矿轮电企业。在此基础上，他又着力扩充和主持创办了一批新的工矿企业。一些北洋官僚积极参与投资，成为大股东。企业的借款和收入也成为北洋集团的重要经济来源。因此袁世凯与民族大资产阶级如号称“南张北周”的张謇、周学熙关系逐渐密切，思想也逐渐开明。戊戌变法时，他倾向维新，曾列名“强学会”，后又积极倡导预备立宪。在立宪运动中，他对杨度的“宪政讲所”和张謇的“预备立宪公会”给予了一定支持。在直隶总督北洋大臣任上，他不遗余力地推行“北洋新政”，颇有建树，促进了资本主义的发展，受到资产阶级的推重。张謇、严复，甚至革命党人对他都极为称道。(见《张季子九录·年谱》卷七第17，20页，《张九子九录·政闻录》卷三第13页；陶菊隐：《筹安会六君子传》第116页；寄生《安抚恩铭被刺事件》，《民报》第16号。)由此可见，以袁世凯为首的北洋集团尽管仍存在着极为浓厚的封建性和反动性，但它毕竟在向资产阶级接近和转化，不管袁世凯的阶级属性是官僚资产阶级还是买办资产阶级或是向资产阶级转化的官僚，对于共和制这个资产阶级政体，两者并不具有天然的排斥性，相反，却有着一定的相吸性。这正是袁世凯之所以能够接共和的内在因素。

　　在南北议和过程中，南方革命党人始终坚持共和，不惜为此而流血一战。议和前期，袁世凯几次提出的君主立宪主张都遭到南方的严词拒绝。以后，朱芾煌暗使武昌与民军的接洽，段祺瑞在武汉与民军的接触，廖少游与南方所订之密约，南方无一不是以实现共和作为前提条件。上海谈判时，南方也坚持“非清廷承认共和，不能开议”。(钱基博：《辛亥南北仪和别纪》，《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03页。)孙中山也一再强调：“袁世凯之君主立宪办法，决不为人民所允许”。“中国革命之目的，系欲建立共和政府”。“革命之目的不达，无和议之可言也”。(王耿雄：《孙中山史事详录》（1911—1913）第38、42、62页。)民国成立时，袁之态度出现反复，南方立刻群情激昂，一片讨伐之声。对此，袁世凯自己也说：“民党坚持共和，毫不通融”。“民军之意，万众之心，坚持共和，别无可议”。(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馆案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张国淦：《辛亥革命史料》第3000页。)同时，北方革命党人的暗杀活动日益活跃，使袁世凯十分担忧。1月16日，党人杨禹昌等人截路炸袁，事虽未成，但袁世凯已饱受惊吓，深知党人于共和已矢志不渝，长此迁延性命难保。相反，革命党人在推让总统一事上却十分心诚和忍让，这使权欲甚重的袁世凯感到接受共和于己有利。

　　要求共和也是举国上下的一致意向。首先，原立宪派人在经过徬徨犹豫后已深知清廷大势已去，共和已成必然趋势，所以纷纷转向革命。张謇就致电袁世凯说，全国舆论，“大多趋向共和”。望他能趋时趁势，“采众说以定政体”。以后又说，为全国各族计，“无不以归纳共和为福利”。北方少数将官，恋私忘国，坚持君宪，“此等谬论，举国非之，不能解纷而徒以延祸”环观世界，默察人心，舍共和无可为和平之结果”。并拒绝袁内阁的农工商大臣和宣慰使的任命。(《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89、992页；《张季子九录·政闻录》卷三第41—44页。)张謇等人乃“人望所属，函电四出，各省多闻声相应”。(赵尊岳：《惜阴堂辛亥革命记》、《近代史资料》1983年第3期，第74页。)各地谘议局也纷纷表示拥护共和。另外，清朝一些封疆大吏在革命潮流冲击下也倾向共和。江苏巡抚程德全幡然易职，并嘱人进说袁世凯赞同共和。四川总督岑春煊也致电袁世凯，要求“采取多数”，实行共和。(《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991页。)驻外公使也纷电北京，要求俯顺民情，承认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70—171页。)除此，一些华侨也连电国内，敦促清廷早行揖让，实现共和。(《辛亥革命》丛刊（八）第143页。)在要求共和的历史潮流中，更为重要的是北洋官兵开始倾向接受共和。不仅一些下级官兵“多被感化，释甲来归者踵相接”，(邹鲁：《中国国民党史稿》第4篇，第1408页。)就是像段祺瑞等较为开明的高级将领对于共和也“甚韪之”，(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58页。)民国建立后，孙中山即电告北方将士，劝其反正。一时如顽固守旧的冯国璋等也“皆有复电，赞成共和。(廖少游：《新中国武装解决和平记》，《辛亥革命资料类编》第392页。)北洋军乃袁世凯命根所系，在前方将士军心瓦解，倾向共和的情况下，他内心极为矛盾，以至“日夜焦虑，须发顿白。”(尚秉和：《辛壬春秋》卷二十六，第20页。)袁世凯内心十分清楚，虽然北洋军比民军装备较为优良，实力也较强大，假如他以此为其争夺总统权位而战，也许会一呼百应。但他想逆整个军心、民心而动，要靠这支武装去为清廷的尊荣而喋血疆场并无足够把握。因此，他也不得不表示，如果“国民”的多数主张共和，他也“必服从多数。”(罗瘿公：《致任公先生书》，见丁文江、赵丰田编《梁启超年谱长编》第577页。)

　　另外，列强态度的转变对袁世凯也产生了巨大影响。在辛亥革命时期，列强是偏袒袁世凯的，希望他出山来收拾残局。对于中国究竟实行何种政体，态度不一。但总的意见是：中国最好维持君主政体，不过也不反对采引立宪政体，甚至共和政体。(王曾才：《英国与辛亥革命》，《中国近现代史论集》（十八）第995页。)特别是南北议和后期他们认为，“不论中国人民喜欢哪一种政体，我们所要求看到的是一个巩固统一的中国”，从而使其在华利益不受损害。(《辛亥革命在上海史料选辑》第1042、1192页。)随着形势的迅猛发展，列强也逐渐认识到，袁世凯固守君宪已非上策。海关总税务司安格联就说过，袁世凯“必须正视现实，改变他维持清政府的政策。”(《中国海关与辛亥革命》第290页。)因此，列强经过权衡后，在一定程度上保持中立，承认民军为交战团体，并停止向清廷支付业已谈妥的贷款。这样，就使需款甚急的袁世凯更加窘迫，丧失了继续作战的财力。袁世凯自己也说：“洎入都后，筹计饷需，蒐简军需，无一不形匮绌。借款屡议，迄无所成。”致使“军事至今迄无起色”，“奉职无状”。(袁世凯：《请收回封爵成命由》，中国第一历史档案馆藏《军机处录副奏折》第1743号。)尽管列强的态度是围绕着其利益这个轴心运转，但袁世凯不能不考虑在此状况下的政策取向和立场态度。