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5)

　　学界主要有三种观点：一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客观上、主观上都适应了长江流域革命的需要，不是同盟会自身分裂的产物，更不是宋教仁、谭仁凤、黄兴等原华兴会成员的分裂行为，而且，它在长江流域的革命活动和武昌起义中起到了很好的作用。一种则完全相反，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的成立虽客观上适应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发展的需要，但主观上是脱离同盟会的分裂行为，是同盟会自身分裂过程的必然产物。另一种比较持中，认为同盟会中部总会是同盟会革命力量重组的产物，虽是同盟会的一次分化，但代表了一种符合客观形势、得到广泛认同的正确的军事路线。

　　(五)中国同盟会的军事策略及其与会党、新军的关系

　　同盟会成立后，领导革命力量开展了一系列反清斗争，这些斗争从军事的角度讲，主要涉及三个方面的问题：(1)采取什么样的武装斗争方式；(2)在什么地方什么时间举行武装起义；(3)依靠什么力量举行武装起义。

　　关于武装斗争的方式，同盟会主要采取了群体性的武装起义和个体性的暗杀活动。对于后者，学界有两种不同的观点。一种认为这些暗杀活动虽能激励斗志，壮大革命声势，但不能动摇清朝统治基础，是一种消极手段，是小资产阶级革命分子找不到和不相信群众力量的表现，有着轻视人民群众、崇拜个人英雄主义的思想根源。另一种却认为同盟会暗杀活动“是进步力量对反动势力采取的一种斗争手段”，对辛亥革命有推动作用，不能一概加以否定。(27)

　　关于武装起义的时间和地点。即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军事策略思想。对此问题，有人认为孙中山选取西南边境作为武装起义的突破口，过分关注南方而忽视长江流域，是策略失误，同时，还犯有军事冒险主义的错误。但也有人认为不能因武装起义失败了就否定发动武装起义的策略，要结合具体的形势予以分析，“事实表明，1907年南方边省的革命形势的确比其他地区优越，孙中山选择在南部边疆发动武装起义是无可指责的”，“甚至在1910年初发动广州新军起义时，还很难说同盟会这个决策是错误的。”(28)

　　到1910年，同盟会中部总会成立，把武装斗争的重心放在长江流域，与孙中山等人长期以南方为中心相违背，对此问题，学界有人否定，认为是中部总会搞分裂，不利于革命发展，但更多人是持肯定态度，认为代表了一种正确的军事路线，是符合实际情况的，推动了长江流域革命形势的发展。

　　还有人跳出“地域思维”，着眼于同盟会所有的武装斗争活动，认为同盟会内部有两种不同的起义战略，一条是“外起内应”模式，由以孙中山为首的革命党人奉行，是袭取边城边地的起义战略，这一模式下的起义以会党为主要依靠力量，总在同一水平重复，结果都是失败。另一条是湖北革命党人走的起义之路，主要依靠新军，反对轻率发难，进行周密部署，最终取得武昌首义的胜利。(29)

　　关于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同盟会发动武装起义的依靠力量主要是会党和新军，对此学界有着共识。那会党和新军孰轻孰重？有人认为同盟会领导人对待会党和新军的态度有个变化过程，“从更多地依靠会党逐渐转到更多地依靠新军。大体说来，这个转折点是在1908年的秋夏之交”。(30)目前，学界对同盟会与新军之关系的研究还较为薄弱，基本认为同盟会在新军中开展了大量工作，促使其转向革命，对武昌起义成功至关重要，而对革命党人如何利用新军开展革命，新军又是如何转向、参与、发动革命却缺乏较为细致的研究。

　　对同盟会与会党之关系，学界基本认为革命派与会党基于共同的反清目标而联合，同盟会通过人事渗透、宣传教育等诸多方式与会党进行联络，使之成为自己的盟友，成为发动武装主义的主要依靠力量，但随着反清目标的实现，二者的同盟关系完全破裂。但学界在如下问题上存在分歧：一是同盟会是否在会党中进行了政治动员和组织工作，是否对会党进行了教育和改造；二是同盟会通过会党是否与农民结成了联盟；三是武昌起义后同盟会与会党关系破裂孰是孰非；四是在具体的武装斗争中同盟会和会党的作用孰大孰小。有人认为同盟会对会党虽有联络、运动，但没有教育和改造，更没有通过会党去联系以农民为主体的下层群众，(31)但有人认为革命派对会党的联络过程也是对会党进行改造和教育的过程，同盟会通过会党联系下层群众，同农民结成了间接联盟。(32)有人认为同盟会与会党之间只是利用与被利用的关系，在“满清”被推翻后，二者连带利益关系结束，从而走向对立面，其原因是会党自身的阶级局限性，但也有人认为是具有革命不彻底性的资产阶级忘恩负义，与旧势力妥协共同镇压会党。(33)对众多武装起义中同盟会和会党各自所起的作用，基本都认为同盟会的作用是关键的、主要的，处支配地位，但也有人认为会党是起义的直接行动者，作用巨大，甚至把某些起义就视为会党起义，比如萍浏澧起义。(34)

　　(六)与中国同盟会相关的人物与群体

　　同盟会人物研究是深化同盟会研究的一把钥匙。如前文所述，对孙中山，学界除强调他作为革命领袖，对同盟会建立和发展所作的卓越贡献外，也有人分析了他性格方面偏执和我行我素的弱点，以及在建党方面的失误对同盟会分裂所造成的影响。对黄兴，学界基本认为他是孙中山的革命助手，但也有人认为他在同盟会建立和发展中，也起了关键作用，而不是帮衬作用，特别是他的高风亮节对维护同盟会的团结与稳定至关重要。(35)对章太炎和陶成章，学界对二人在同盟会中的分裂行为基本持批评观点，特别是对章太炎，甚至认为他背叛同盟会而沦落为反革命，但也有不同声音，对陶成章，有人认为他为革命及同盟会的发展还是做了贡献的，没有背离同盟会的纲领，他被暗杀与同盟会本身无关系，是陈其美个人政治野心使然。(36)但也有人认为陶被暗杀不仅仅是个人之间的权利争夺，实与陶和同盟会之间的矛盾紧密相连。(37)对章太炎，也有人认为章太炎对同盟会也是有功的，并非一无是处，他与孙中山的矛盾是同盟会的内部矛盾，不是分裂主义，不是为了一己私利，而是为革命着想，其行为虽有不利于革命的一面，但也不能视为对立面。(38)对宋教仁，有人认为他因严重的神经衰弱疾病而精神不振，产生消极情绪，他作为孙中山离开东京后同盟会本部的领导，理应多负责任，但这种精神状态难以使他更好地开展工作，协调分歧，虽不能把同盟会的松散全归咎于宋教仁，但他的这种精神状态无疑为同盟会的松散增添了一条“缝隙”。(39)

　　群体研究是深化同盟会人物研究的有效视角。至今，学界研究到了如下群体：

　　留学生群体。如前文所述，早在1980年代中期，学界探讨同盟会之成立时，桑兵等人就注意到了留日学生群体在同盟会成立之中的主体性作用。后来有人较系统地分析了留欧学生和留日学生在同盟会组建中的作用，(40)还有人专门就留日士官生群体与同盟会的关系进行了研究，认为这些士官生占了同盟会总部会员数的近十分之一，他们在东京同盟会总部和各地同盟会中发挥了重要作用。(41)

　　女性群体。有人系统研究了同盟会时代女革命志士的活动，包括革命宣传、教育、募捐、勤务、联络、运输、起义、暗杀、侦探等众多方面，相比于男性，女革命志士虽人数不多，活动地区也有限，但“潜在的影响力是既深且广”。(42)