百年来中国同盟会研究述评(7)

　　(十)中国同盟会历史地位评价

　　孙中山说过：“中华民国何以成？以有同盟会”。(62)毛泽东也说过，“清朝，早被推翻了，什么人推？孙中山领导的党和人民”。(63)从这两种说法可看出对同盟会历史地位评价的两个端倪：一是同盟会历史地位与辛亥革命紧密相连；二是同盟会历史地位之评价背后有阶级政治因素。孙中山强调的是同盟会开创民国，事关中国的长远走向，而毛泽东强调的是同盟会推翻了封建帝制，只是结束了一个时代。

　　大陆学界视辛亥革命是资产阶级民主革命，同盟会的作用就是领导这场革命，完成了推翻满清封建统治的民主任务。因此，既肯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和影响，肯定它推翻了封建帝制，同时又认定同盟会具有资产阶级的阶级局限性，不能彻底反帝，不能发动和依靠广大农民群众，不能从思想上完全反封建，实现革命民主启蒙，没有很好解决革命前途问题，等等，因而难以彻底实现民主革命任务，实现中国完全的民族独立和民主富强。

　　台湾学界则基本认为辛亥革命是全民革命、国民革命，也就认定同盟会是革命力量的大联合，尽量抹杀其的阶级性，既肯定同盟会在辛亥革命中的作用，又颂扬同盟会对建立民国、开创新时代的深远意义。比如，李云汉认为，“它的作用和贡献是全国性的，是为了全中国人的”。(64)蒋永敬认为同盟会开创了具有划时代意义的三大名词“中华民国”、“三民主义”和“国民革命”，其的成立“开启了二十世纪的新时代”。(65)李守孔认为同盟会的成立“开启了近代中国的新纪元，同时奠定中华民国立国的基础”。(66)

　　同盟会成立百年之际，章开沅提出了两个值得令人深思的观点：一是“同盟会的建立是中国人走向共和征程的正式起步”；二是“同盟会不仅谋求各省区革命运动的整合，而且更为坚持对于中国这一完整主体的认同”。(67)这实际上已跳出了海峡两岸对同盟会评价旧框架，而从更深远的角度思考同盟会成立的意义，即从民主共和角度讲，同盟会迈出了中国走向民主共和的第一步；从民族的角度讲，两岸都要抛弃基于政党和阶级的一己之见，为民族国家着想，坚持和实现“中国这一完整主体”。这一观点对正确处理两岸关系显然极富启发意义。

　　三 中国同盟会研究如何进一步拓展和深化

　　(一)进一步挖掘、整理和出版同盟会史料。同盟会史料相当分散，留下的系统史料很少。要进一步拓展同盟会研究空间，提升研究水平，史料拓展是最基础的工作。我们认为可沿如下思路进一步挖掘整理同盟会史料：一是把浩如烟海的辛亥革命史资料中有关同盟会的部分离析出来进行归类整理；二是以同盟会人和与同盟会有关的辛亥人物为线索，把这些人物与同盟会有关的活动、思想梳理清楚，记录这些人物之活动与思想的资料也就是同盟会史料，包括回忆录、日记、文学作品等；三是以同盟会众多支部、分会为线索，搜寻、整理同盟会地方史料；四是记载同盟会海外活动的外文资料；五是同盟会及其支部、分会创办的刊物，及相关报刊资料；六是清政府镇压同盟会留下的相关函电、奏折、档案等。若能如此，同盟会史料必将发掘得更为充分，这些资料若能得到收集整理出版，必将推动同盟会研究。

　　(二)同盟会“史实”之考订。中国同盟会在其存在的七年时间里，几乎都是处于秘密状态，没有留下翔实的档案资料，导致同盟会“史事”较为分散、零碎，同盟会历史很多都是靠当时人事后回忆而来，“回忆”是一种史实的再造，不一定完全正确，不同的人回忆会有所不同。史事之准确，是历史研究之前提，历史研究之客观性除了研究者要有客观立场之外，还必须要有史事的客观性，准确、客观的史事来自于原生态的史料和原生态的历史。拓展、深化同盟会研究之前提基础除了系统整理纷繁芜杂的同盟会原生态史料之外，还必须要依据这些史料，还原同盟会原生态的历史，通过细致的史实考订，还同盟会历史之本目。

　　(三)研究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与拓展。历史事实不变，但历史研究方法万变，随着视角、理论和方法的创新和拓展，历史研究不断向前推进。适当变换研究视角，有可能拓出新的思维空间，催生新的问题意识。对同盟会研究，我们认为：

　　一是在沿用革命史、政治史框架的同时，亦可从经济史、社会史、政党史、思想史角度进行研究。如，深入研究同盟会经济基础和阶级基础，研究同盟会的依靠力量，就必须要从经济史和社会史角度，研究清末民初整体经济变动情况和社会阶级阶层的分化，特别是资本主义和资产阶级的状况。从社会史角度，可深入研究同盟会的组织网络和人际关系网络，特别是社会群体研究，有助于探究相关社会群体与同盟会之关系。从思想史角度，既可研究同盟会所涉及的思想观念，比如军国民主义、暗杀主义、无政府主义、民粹主义等，也可研究同盟会各种人物的思想。从政党史角度，可研究同盟会与政党政治的关系，以及它作为政党的组织结构、组织建设、组织运作，比如其的人员构成、经费运作、制度建设、纪律约束等，理清从兴中会、光复会、华兴会、欧洲革命团体到东京同盟会，再到南洋支部、中部总会，再到中华革命党、中国国民党的关系，从资产阶级党团的发展演变脉络中认识把握同盟会，尤其对同盟会与中国国民党的组织递嬗、区别与联系，还需作更翔实的考察与研究。

　　二是既要从“革命”的角度研究同盟会，也要从同盟会的角度看“革命”，既要从同盟会革命者的立场看晚清社会，也要从晚清社会的视角反观同盟会，包括清政府对同盟会的认识，对同盟会及其活动所采取的应对方式，民间对同盟会及其活动的反响，等等。

　　三是从整体史的角度看同盟会。既要把同盟会视为一个整体，又要从中国近代史、晚清史、民国史的大背景去看同盟会史，分析同盟会的社会语境，考察同盟会的方方面面，以大历史的眼光对同盟会的历史地位和作用做出恰如其分的评价。

　　视角的变换，除了导致研究视野更加开阔之外，还会促使研究理论的创新。我们早在同盟会八十周年时就提出，“历史研究必须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针，处理好理论与史实的结合，方能出新意、出思想、出深度”，“作为一个政党组织或政治团体，同盟会历史牵涉到一系列有关经济基础和上层建筑方面的复杂的理论问题，诸如马克思主义的政党学说、民族和民族解放运动的系统理论、殖民地半殖民地学说和毛泽东同志关于中国近代社会性质的理论。”(68)这一看法我们认为至今仍然有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