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的办报特色研究

　　《大江报》是辛亥时期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在武汉创办的一张重要的报纸，该报从创刊到停刊虽然仅有半年多时间，却通过不遗余力地宣传、鼓动革命，在全国舆论界引人瞩目。然而，在近代新闻史的研究中，对这张当时办得有声有色的报纸却鲜有系统的研究；即便有所论述，关注点也多集中于该报在1911年7月先后发表的著名时评《中国者和平也》和《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上。

　　文献资料并不构成历史。本文拟将该报放置于辛亥革命前夕武汉社会发展状况的时代背景下，基于新闻传播的视野，考察《大江报》办报特色，按照新闻史自身的逻辑，分析其作为湖北新军中的革命组织机关报的新闻传播特色，以及其如何通过舆论运动新军从而为辛亥首义做出了舆论准备。

　　一、一张有革命血统的军人报纸

　　清末以来，随着戊戌变法的失败、外强对中国内地的入侵加剧和吏治日趋腐败，社会处于严重的动荡不安之中。《大江报》所在的湖北地区，资产阶级革命团体接连出现，革命思想异常活跃。汉口自1862年1月正式开埠到辛亥革命前，有多达180家外国企业，租界内的各国洋行到处林立。1903年，湖广总督张之洞为实行新政，主持设立了文高等学堂、文普通学堂、武普通中学堂。这些学堂在教学中引进了理化学、法学、财政学、算学等西学学科。加之派遣留学生较多，思想的活跃、经济的发展、新学的时兴带来武汉地区报业的发达。

　　武汉是第一家国人自办报纸的发源地。1900年，随着《中国日报》在香港的诞生，国人的第二次办报高潮即资产阶级革命派办报高潮开始兴起。武汉作为通商口岸，来往的留学生、革命党人很多，带来了革命思潮，“辛亥武昌首义前，革命运动，约及十年，其间新闻纸为革命鼓吹机关者，亦前赴后继，有足记述者焉。”[1]据统计，1905年至1911年首义前，武汉地区呼号反清革命、鼓吹发展资本主义的报纸多达54家。[2]5

　　《大江报》正是在革命报刊风起云涌的背景下创办起来的。正式发刊于1911年1月3日的《大江报》原名为《大江白话报》，其直接继承的是汉口《商务报》①的衣钵。《商务报》创办于1909年10月8日，“馆设汉口英租界致祥里8号，罗某集资商办。革命党人何海鸣、刘蛰庵等参与社事。佯称以‘沟通商务’为宗旨，实则为革命鼓吹。”[2]202然而，这张报纸在办了三个多月后“旋因资金困乏，陷于停顿。”报社的主笔詹大悲不甘心离开，便动员自己的同学宛思演出资，以变卖田产所得600元，顶办《商务报》，“日出两大张，以宣传革命为主旨”[2]216。于1910年2月5日复刊后的《商务报》，言论多由何海鸣和詹大悲轮流包办，言辞激烈，社内又多革命党人，后因革命团体群治学社的资助，遂成为该学社的机关报。[3]59从此开始，湖北的资产阶级革命团体开始亲自掌握舆论工具，报纸也成为革命团体的喉舌，开启了武汉革命派团体机关报的先河。然而，这时候的革命团体和革命报刊均是不成熟的，4月中旬，革命党人在商务报报馆商议趁长沙暴发抢米风潮发动起义，因走漏了起义计划，被当局注意。随后，时任湖广总督的瑞澂下令江汉关道齐耀珊对《商务报》“勒令停版”，并函请英国驻汉口领事饬令该报迁出租界。[2]60

　　《商务报》同人没有气馁，1911年1月3日，詹大悲、梅宝玑等又利用黄梅人胡为霖提供的500元资金，并由其任经理，组建《大江白话报》，“实为《商务报》续刊，日出一大张。以‘灌输国民常识、提倡社会真理为宗旨’。”[2]224创刊刚刚20天，《大江白话报》就独家报道了当月21日发生在汉口的车夫吴一狗案，发表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获得了很高的声誉，但是经理胡为霖之父担心事态扩大，急召胡归，报馆事务再次陷入停顿。此时，新军中的秘密革命团体文学社已经成立，社长蒋翊武将文学社的经费拿出3000元交给詹大悲，接办《大江白话报》，并更名为《大江报》，报纸同人均为原来的旧部，而此时詹大悲也加入了文学社并受社长蒋翊武委托起草了文学社章程，因此，此时的《大江报》成了文学社的机关报，续接了《商务报》的传统，成为文学社这一秘密革命团体发声的舆论工具。到当年8月1日报馆被封，以“提倡人道主义，发明种族思想，鼓吹推倒满清罪恶政府”为主旨的《大江报》在辛亥时期的报刊舞台上扮演着急先锋的角色，大胆报道新闻事件，敢于揭露现时丑闻，鼓动新军士兵，为武昌首义营造了浓厚的舆论氛围，在辛亥革命史上留下了浓墨重彩的一笔。

　　从《商务报》到《大江报》的接续出版，从“灌输国民常识、提倡社会真理”，再到明确提出“推倒满清罪恶政府”的办报主旨，《大江报》承接并发展了《商务报》的革命血统，从一般鼓吹革命的报纸发展成为革命党的机关报。并且，与当时的其他资产阶级革命报纸不同的是，《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办报的人和看报的人都是当时新军中的下层官兵，是一张名副其实的一张“军人宣传军人”、“军人动员军人”的报纸。

　　二、《大江报》的办报特点

　　《大江报》“军人宣传军人”、“军人动员军人”的办报特点，体现在“办报者”、“宣传对象”、“宣传内容”、“发行渠道”等方面。

　　（一）办报者——文人、革命者、军人、报人多重角色融于一身

　　从宛思演筹资顶办《商务报》开始，詹大悲、何海鸣、梅宝玑、查光佛、杨王鹏、李抱良等有革命思想并且受过新学教育的青年就成为报纸编辑撰述的主角，他们不仅撰文鼓吹革命，还亲身投身军营从军报国。在历经《大江白话报》，终至《大江报》后，随着报纸宣传鼓吹革命的宗旨日益明确，并且成为新军中文学社的机关报后，报纸编辑部成员都是集文人、革命者、军人、报人的多重角色于一身。从《商务报》到《大江报》之所以能一脉相承，又与其办报核心成员始终不变有很大的关联。三张报纸的从始至终的骨干力量主要有四人，分别是：