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的办报特色研究(2)

　　詹大悲（1887-1927年），1907年考入当时鄂东第一所中学黄州府中学堂，在这所学校他学习外国语、算学等新式课程，秘密研读《革命军》、《猛回头》等进步书籍，成长为一名新式文人。“同学宛思演君箧有禁书数册，君尽窥之，革命之志以立。遂与宛思演、何亚新、方子樵、梅宝巩等组织证人学会，宣传革命。”[5]83 1908年，因宣传革命被学校开除来到武汉，从此开始了其职业办报生涯，也走上了职业革命的道路。从在《商务报》谋事到接办该报，再至游说胡为霖创办《大江白话报》，最后独立顶办《大江报》，至辛亥革命前夕，詹大悲一直利用手中的笔宣传革命，虽然他本人没有投身新军，但其在不同阶段都加入了新军中的群治学社、文学社，且其主笔《商务报》、《江报》分别成为两社的机关报，面向新军，大造革命舆论。

　　蒋翊武（1884-1913年），1902年、1903年分别就读于家乡澧州官立高等小学堂和设在常德的湖南西路公立师范学堂，尤其是在常德求学期间，他阅读了一些西方社会科学和自然科学著作，更是接触到了《猛回头》、《革命军》、《新民丛刊》等革命书报，逐渐形成了自己的革命思想。“在‘西师’期间，他好谈革命，很快成为学生领袖。”[3]24 1905年，他在上海就读于革命党人云集的中国公学，并加入同盟会，发出了“故居今日而言改革，非以种族革命之手达政治革命之目的，虽洒尽国民之血，掷尽志士之头，讵有丝毫之裨益乎”的痛切陈述。②在竞业学会机关报《竞业旬报》创刊号上，发表《论学官话的好处》一文，开始了自己的报章笔政生涯。1909年10月，蒋翊武带着从军之梦来到武汉，加入新军前在《商务报》任“访事”虽然短暂，却结识了报纸的主笔詹大悲，为后来在《大江报》的携手奠定了基础。当年11月，蒋即投身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第41标3营左队充当正兵，成为军人，并加入了新军中的革命组织群致学社以及延续下去的振武学社，在其间发挥着重要的领导作用，直到发起组建文学社，成为文学社社长，由一位常德的学生领袖转变为新军中的革命领袖。此前《竞业旬报》、《商务报》的经历让其亲身体验了报纸的力量，所以在1911年3月15日文学社第一次代表大会上，他就提议将《大江报》作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将公开的舆论鼓动和秘密的革命组织相结合。

　　刘复基（1885-1911年），1903年，刘复基在就读的武陵县立高等小学堂学习新式课程并接受资产阶级民主思想，立下革命志向。1905年在日本加入同盟会，1906年回国后，在长沙设派报所，运销《民报》等进步刊物，开始以报纸宣传、鼓动革命。他是《竞业旬报》的创刊人之一，担任过《商务报》的发行和会计职务，1906年投身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第41标3营，先后加入群智、振武、文学三社。

　　何海鸣（1886-1945年），1906年只身来到武汉，考入两湖师范，不久因无力支付学费，改投湖北新军第21混成协第41标1营当兵，他也先后加入了群智、振武、文学三社，参与了湖北革命党人的全部报刊宣传活动，更因其在《大江报》上发表的《亡中国者和平也》一文而名噪一时。

　　这四位出生于19世纪80年代、来自两湖地区的青年人有着许多共同的特质：四人均曾在新式学堂读书，并在新式学堂成长为新式文人并接触到了革命思想，在1905年前后成为革命者，在追寻革命的道路上或投身新军（詹大悲未加入新军）或加入革命团体，但是却都始终创办报纸或主持报章笔政，并最终汇合在《大江报》的旗帜下。尤其是作为主要撰稿人的詹大悲以及报纸背后的主要支持人蒋翊武，都运用手中的一支笔，鼓动舆论、宣传革命。正是这四位集文人、革命者、军人、报人为一身的中坚力量，才让《大江报》有了自己鲜明的办报特色。

　　（二）读者对象——新军中的基层官兵

　　从1895年孙中山在广州举起革命大旗起，中国资产阶级革命党人没有自己的武装力量，于是在暴动中，就一次次地联合秘密会党，并利用会党作为革命的突击部队。但是，革命党人的每次起义都被数量、装备和训练占优势的政府军队很快粉碎。革命党人在长期流血的教训中认识到掌握武装的重要。1904年春，“刘敬庵、曹亚伯、胡瑛、张难先、吕大森、朱元成、何季达、欧阳瑞骅等皆集武昌省垣，一日在时寓谈及革命进行方略，大意以会党发难易，成功难，即成而嚣悍难制，不成则徒滋骚扰。暗杀为个人举动，不足以摇撼全局。军队则将官多熏心利禄，偶得一二同志，掣肘多则事不易举。三者固可并进，如主动不足以慑服众士，则群起响应，即不可期，此于革命党已往失败历历可鉴，前此花园山聚谈，早论及之。当时湖北方训练将弁，为改编新军预备，各营士兵，不识字者已大减少矣。谈者详加研究，皆主张从运动军队入手，不轻率发难。”[但是，由于新军中的中上层军官基本来源于绅士家庭和旧军队，《民立报》曾经指出：“较高层的军官依然不学无术，有才智的人，类皆屈居人下。”在日知会被镇压后，革命党人再组建自己的革命组织时便组织这些有才智的基层官兵结成秘密革命团体。争取新军转化尤其是新军中的基层官兵，关键在于转变他们的思想。当时，资产阶级革命党人采取各种形式，向新军官兵灌输反清革命的思想，以击破清政府对新军的奴化教育。他们首先就是利用公开出版的刊物，积极进行革命宣传鼓吹，激发新军士兵的反满革命思想。

　　革命党人在湖北新军中的渗透，较其他任何一省都为深刻。这支湖北新军是张之洞1896年开始编练的。新军区别于绿营、巡防在于“教习洋操，装配洋枪”，这就在客观上要求新军必须招募有文化的年轻人入伍，因此“招募新军士兵标准，要以能识字为原则，文理粗通者更好。”[7]49随着1905年科举考试的停止，越来越多的读书人投身军队，希冀在那里找到获得进仕的机会。士兵陈孝芬回忆，1905年和他一起在入伍的96人中，有36人是禀生或秀才。[8]“新军招收读书识字的人已经成了一种风气。”[9]其次，不同于北方的北洋新军驻扎于偏远的农村地区，湖北新军主要驻扎在通商口岸汉口，信息流通较快，思想活跃。士兵中还有相当部分是受过新式学堂教育、接触过革命思想的、有革命潜势的青年。[4]184这为资产阶级革命报刊从客观上准备了一批特定的读者。在成为文学社的机关报后，将其办报原则定为站在新军下级官兵的立场上，反映他们的疾苦和困难，将其读者对象定位在新军中的基层官兵。在揭发新军中司空见惯的丑陋现象方面，《大江报》无所顾忌，明确反对体罚，反对中饱军饷，在新军中产生了巨大影响，故《大江报》“益得军士欢，而军人遂无不乐入革命党者。”[10]40新军士兵把大江报看成自己的报纸，“每日到报社之士兵同志，户限为穿”[11]。

　　（三）宣传内容——社会热点、新军疾苦

　　《大江报》作为资产阶级革命派手中的舆论工具，甫一创刊，就抓住当时的社会热点进行报道。第一，1911年1月21日，汉口发生英国巡捕无故打死车夫吴一狗事件，引起公愤，清政府却派兵镇压抗议群众，并通电全国各地报纸不得报道评论。当时《大江报》的前身《大江白话报》就在报纸显著位置以大标题独家报道了事情真相，并配发了社论《洋大人何敢在汉口打死吴一狗》，严厉谴责英国侵略者的暴行，抨击武汉当道，认为外人这样虐待我们，与当局的腐朽是分不开的。这是《大江报》的第一个宣传战役，从此赢得了声誉。第二，在当时轰轰烈烈的“保路运动”中，面对“近自铁路收归国有，鄂之士绅噤若寒蝉，莫敢反对，甚至为虎作伥，希冀谋斡路差”，《大江报》记者“詹、何两君痛人心之已死，念大局之垂危，遂日著评论，为鄂人之针砭，意在鼓动社会结团抵抗，笔锋所至，怒骂随之，如盛大臣、端午帅、郑苏龛等皆时被漫骂，以是大为官绅所侧目。”③第三，该报还揭露清廷官员企图借款镇压革命的企图。湖北藩司余诚格曾令“度支公所以七厘行息借款五十万之草合同”作为镇压革命的经费，《大江报》设法觅到秘密借款合同的副本，尽管对此事“曾经藩司禁止发刊，但是《大江报》仍然先于其他报纸将其合同在报上披露。”④第四，《大江报》虽身处武汉，却放眼周边，关注各地革命动态。1911年4月8日，远在广州的华侨温生才刺杀清镇粤将军孚琦不幸被捕并于当月15日被清政府所杀，消息传到武汉，各报“均痛诋暗杀者之无意识，独《大江》时评鼓吹之不遗余力”，⑥公开赞扬行刺者的牺牲精神，对他的死难表示哀悼。