辛亥革命时期《大江报》的办报特色研究(3)

　　湖北新军虽名为新军，可是其内部建制却与旧式军队区别不大，多数军官由上级直接安排，多数士兵只能终身充当士兵，晋升的道路被阻断，“不满的思想，都已经深埋在每个士兵的脑海中间”。[4]188且这些军官生活腐化，第15协协统王德胜甚至“征用士兵为自己营造大公寓，并为他的私邸服勤务，”“军官们粗暴野蛮达到顶点”。[4]189这让加入新军的士兵苦不堪言。作为新军秘密革命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大江报》的主要读者都是新军中的士兵，担负起士兵代言人的责任，报纸刊载了大量军中官吏虐待士兵、贪污腐化的报道。为了更真实地反映新军中的腐败现象和下层次官兵的疾苦，报纸鼓励新军士兵积极投稿，关于“军中各种事实，一经投稿必经登载。”[12]20如“三十一标同志罗某就曾报告，罗列当时新军的第21标管带萧国斌劣迹多端，中有兄妹通奸一款，投之报馆，《中西》、《公论》弃未采用”，《大江报》据实刊载，且在这起事件中，《大江报》不像《夏报》尽情披露，而是“删其通奸一款而登其余”，[13]有针对性的揭露了萧国斌“身为领兵将官却劣迹多端”。[10]40报纸还刊登揭露第二十九标统带李襄邻克扣军饷的报道，大书特书，终致其革职查办，斯时大江报权威无有驾而上之者。[14]98不断的揭露军中丑闻致使“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同时因为这些报道，《大江报》赢得了士兵同志的信赖，“信仰益深，志向益坚”。[7]49

　　（四）发行网络——深入新军标营，加强编读往来

　　由于报纸内容深得士兵欢迎，《大江报》的发行和通讯网络深入新军基层组织，为武昌首义准备了组织力量。湖北新军中的革命团体自群治学社到振武学社，组织更加严密，两学社章程最大的不同在于从振武学社起，要求“各标设标代表一人，由各标社员中推任之；各营设营代表一人，由各营社员中推任之；各队设队代表一个，由各队社员推任之。”[14]95文学社成立后继承了这种代表制，也为《大江报》在军中建立发行网络提供了组织前提。其在成为文学社机关报后，将新军士兵视为报纸的主要读者，“在各个基层单位都设立了分销处，免费向各营队赠送一份，由各个代表开列出负责收报同志的姓名，按址分送。”[3]78为鼓励新军中文学社社员为报纸写稿，文学社要求“社员采访之新闻及其议论，务请《大江报》尽量登载”[12]20。经常写稿的人，还被聘为特约记者，如新军30标前队士兵张挞伐就是这样成为报纸的特约记者。新军21混成协马队士兵陈孝芬在充当陆军特别小学堂学兵期间，每晚必到报馆去一趟，编编报，写写评论。[15]144就这样，《大江报》在新军中培养了一批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和新军建立了水乳交融的关系，既保证了信息传播的渠道通畅，更将一大批新军士兵组织在报纸的周围，为武昌首义奠定了组织基础。大江报馆被封两个多月后，武昌首义爆发，正是这支接受过《大江报》革命呼号的新军打响了第一枪。

　　三、《大江报》的宣传效果

　　《大江报》成为一时的舆论重镇。在《大江报》的影响下，文学社组织发展迅速，由“成立之初在新军中只有八百多个社员，半年以后发展到三千多人，社的组织也由驻右旗的41标与31标发展到驻左旗的第八镇29标、30标与马、炮、工各营、队”。[15]145

　　从独家报道吴一狗案到大量揭发新军黑幕，“经此团结，革命气势大张。君言语妙天下，能言人所欲言而不敢言之，故《大江报》风行一时”。[5]84《大江报》在1911年7月17日发表何海鸣著名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号召人民放弃幻想，亟起进行“轰轰烈烈”的革命斗争。7月26日又发表署名“奇谈”实则出自革命党人黄侃之手的著名时评《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疾呼“无规则大乱”，主张“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进行反清革命。这两篇评论使《大江报》震动全国，成为当时“左右社会，范围政府，是非黑白，不至颠倒混淆，堪称舆论之代表者”[16]212。当年8月1日，鄂督瑞澂以《大江报》“宗旨不纯，立意嚣张”，“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等罪名查封该报，并“永禁发行”⑥。远在上海的《时报》在大江报馆被封后，十天之内连发六篇报道和评论。⑦许多新军官兵和民众更是在报社门口张贴慰问纸条和哭吊短文。⑧这从侧面说明了《大江报》的传播效果。曾在新军第8镇第31标当兵的胡祖舜认为，“当日汉口之报纸，《大江》为后起，《厦报》允为后起之秀，特未若《大江》革命色彩浓厚耳”。[10]40得知《大江报》被查封，国内的著名报纸和报人纷纷给予这张报纸高度评价，如《民立报》主编于右任闻听报纸被封，称“《大江报》之在武汉，所谓有声有色者也”[17]。著名的报人胡石庵赞其为“大江流日夜，鼓吹功不朽”。[10]40

　　四、《大江报》在辛亥革命宣传史上的意义

　　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胜利的经验时有过这样的论述：“盖我国此次革命，全赖报界鼓吹之功”[18]。《大江报》在众多的资产阶级革命报纸中积极鼓吹革命，成为当时武汉地区最有声望的报纸，“舆论之代表”，并最终以舆论的方式实现了革命党人运动新军的目标，与当时的主客观条件都不无关系。客观上，湖北革命党人对新军的渗入、新军所具有的文化素质以及驻扎通商口岸，交通繁华的优势都为《大江报》准备了丰富的报道题材和读者对象。主观上，首先，为了发动新军，《大江报》将自身读者明确定位于新军中的具有一定文化知识的普通士兵；其次，作为革命团体文学社的机关报，其办报主力人员除詹大悲外，均投身新军，更懂得新军士兵的疾苦，明白读者的需求，同时他们又都是具有资产阶级革命思想的报人，注重以社会热点报道和评论引导舆论，鼓吹革命，并在办报过程中，在发行网络中注意加强编读双方的互动和往来；再次，除了充当革命的舆论机关，《大江报》还充当了革命的组织机关，通过报纸吸引新军加入革命团体，在革命团体处于秘密的状态下，利用公开的舆论宣传，帮助革命党人掌握了武装。可以说，辛亥革命前夕，《大江报》这张“军人宣传军人”的报纸，发挥了“报纸不仅是集体的宣传员和集体的鼓动员，而且是集体的组织者”的作用。

　　【作者简介】丁骋，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博士生；吴廷俊，华中科技大学新闻与信息传播学院教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