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与辛亥革命爆发--兼说辛亥前后蕲春籍报

　　辛亥革命前的报刊舆论传播

　　作为上层建筑中的重要组成部分，新闻传播事业得益于同社会政治经济生活相依相存的紧密联系，能够不间断地全面反映整个社会的现实状态，形成相应的舆论力量，在意识形态的营造和运作功能方面显得非常突出。正因为如此，从20世纪最初几年开始，中国政治舞台上的各个阶级、政党、政治团体和各派政治力量，都无不和报纸保持着密切联系。他们或者自己办报，或者以间接的方式控制报纸，力图把报纸掌握在自己手中，为他们的政治利益服务。革命派的同盟会在东京，其分支机构在上海开会时，讨论的第一个议题就是办报。孙中山先生在总结辛亥革命的经验时，也曾经充分肯定报纸的作用，认为辛亥革命之所以能够取得胜利，报纸的宣传工作占了九成功劳，武装起义的功劳只有一成。

　　谈到辛亥革命前的舆论准备工作，不能不提到革命先驱田桐与白逾恒在日本东京创办的《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因为，正是以这本杂志为基础，革命党人第一份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才得以出现，才能够公开为发动革命摇旗呐喊。在此之前，从1894年兴中会在檀香山成立，资产阶级革命派主要靠少数几个人的演讲游说，翻印具有反满思想的小册子和译印西方资产阶级思想家的著作进行革命宣传，还没有创办自己的正式机关报，除了在檀香山出版的《隆记报》为兴中会会员所掌握外，海内外的大部分舆论阵地均为改良派所占领。田桐，号梓琴，又号玄玄居士，湖北蕲春县人，二十二岁入武昌文普通中学堂，与宋教仁结成莫逆之交。后东渡日本留学，结识了黄兴、陈天华等革命志士。1904年夏秋间，他与白逾恒（湖北京山人）在东京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是各省留日学生“破除地方团体意见”，联合创办起来的革命刊物，成为当时革命党人的主要舆论阵地。其宗旨是：“以正确可行之论，输入国民之脑，使其有独立自强之性，而一去其旧染之污，为世界最文明之国民，有同一程度，因得以建设新国家，使我二十世纪之支那，进而为世界第一强国。”孙中山在筹备建立同盟会的过程中，也曾亲自到这个杂志社同主创人员长谈，争取他们的支持。

　　1905年8月，在孙中山先生的领导下，以兴中会为首的各革命团体，在日本东京联合组成中国革命同盟会。为了扩大同盟会的政治影响，宣扬民主革命的思想，同盟会成立不久，在孙中山的主持下，以《二十世纪之支那》为基础，于1905年11月26日，在东京创办了其真正意义上的机关报《民报》。在《民报》发刊词中，孙中山第一次提出了三民主义的政治纲领：“余维欧美之进化，凡以三大主义：曰民族，曰民权，曰民生。”同时，他也为《民报》定下了一项基本任务，即“惟夫一群之中，有少数最良之心理，能策其群而进之，使最宜之治法，适应于吾群，吾群之进步，适应于世界，此先知先觉之天职，而吾《民报》之所为作也。抑非常革新之学说，其理想灌输于人心，而化为常识，则其去实行也进。”从此，革命派创建了自己的舆论阵地，为宣传革命真理、鼓动资产阶级革命提供了更广阔的空间。可以说，从《民报》创办开始，革命党人就真正意识到了只有建立革命的舆论阵地，营造革命的舆论环境，才能真正促成革命事业的发展，为日后的起义做好思想、道义上的准备。

　　《民报》创刊后，田桐收集《江阴守城记》、《嘉定屠城纪略》等明末历史文献资料，编辑而成《亡国惨记》一书，以“民报社”的名义出版，用来宣传反清思想。此书一出，人心振奋。同为湖北蕲春人的革命家黄侃，在担任《民报》撰写社论及编辑工作时，也曾用“信川”、“黄病蝉”等笔名，先后为《民报》写了《专一驱满主义》、《哀贫民》、《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释侠》、《哀太平天国》等大量文章，鼓吹革命。如《民报》第十七期发表的《哀贫民》一文，黄侃运用从家乡得知的生动事实，叙述劳苦大众在残酷的封建制度压迫下，“羹不盐，爨无薪，宵无灯火，冬夜无衾”的悲惨生活状况，对贫苦农民寄以无限同情。同时，他尖锐地指出：“朝廷，盗薮也；富人，盗魁也。小盗罪无赦，大盗莫之诘。盗之彰彰者，人皆弃之；荫蔽而为盗，天下无非之者，欲民之无穷，何可得耶！”号召劳苦大众群起而攻之，“殪此富人，复我仇雠。宁以求平等而死，毋汶汶以生也”。

　　在当时的民主革命中，人们多是以民族主义为旗帜，反对清政府的种族压迫，而黄侃能够留心农村实际，提出农民问题，同情农民疾苦，鼓吹农民革命，的确难能可贵。后来，他又在《民报》第十八期上发表《论立宪党人与中国国民道德前途之关系》一文，历数立宪党人“好名”、“慕势”、“竞利”、“畏死”的卑劣行径。指出，他们口头上讲立宪，实际上“无非希冀权位，醉心利禄而已”。政治上的堕落，势必给国民道德带来极坏的影响，造成亡国的后果。文中还论及革命党人不仅在政治路线上要同他们对立，而且在道德行为上更要同他们泾渭分明。否则，“德不逮而民无援”，国事将不堪问。这既是对改良派的针砭，也是对革命派的砥砺，同时也是黄侃性格、精神和做人标准的自白。

　　《民报》创刊后，在各地同盟会员和同情革命的人民群众中受到热烈欢迎，不仅在群众中广泛普及了革命思想，宣传了政党纲领，甚至在清政府为镇压革命而创办的一些新式军事学校和新军部队中，也有广泛传播。武昌一些倾向革命的新军官兵，经常到当地的秘密革命机关借阅《民报》。长沙的新军第二十五混成协排长、当时在兵目学堂学习的陈作新，甚至能够把他所看过的《民报》，“从头至尾，读得滚瓜烂熟，见人就一段一篇地背诵”，可见当时《民报》在社会上的影响之大，范围之广。

　　同一时期，也正是近代史上亚洲各国人民进行第三次民族解放斗争高涨的时期。反对帝国主义、反对殖民主义、争取人民民主和民族解放的革命浪潮席卷整个亚洲。《民报》作为一份“能够代表真实的战斗的彻底的民主主义的资产阶级”革命政党的机关报，不仅对亚洲地区的民族解放运动表示了极大的关注，予以深切的同情，更是身先士卒，吹响了震彻海外的革命号角。

　　由于历史的原因，晚清保皇党人从1899年开始，就在南洋、美洲一带进行宣传活动。1903年以前，整个南洋、美洲几乎成了保皇党的天下，在那里出版的中文报纸几乎是清一色的保皇党报纸。为了消除保皇党在海外的影响，肃清他们的流毒，革命派报刊同保皇派之间展开了激烈的论战。1907年，田桐奉孙中山先生之命，由海防至新加坡，与居正（湖北广济即今武穴市人）一起，主持《中兴日报》，同保皇党旗下的《南洋总汇报》就“革命”与“君主立宪”得失问题，展开了激烈的论战。战斗从《中兴日报》创刊不久就开始打响，到1908年9月前后，发展到高潮。田桐有时甚至登坛同保皇党头目面对面辩论，用许多具体事实阐明中国非革命无以挽救，并揭露清廷政治腐败、对外卖国种种等罪行，听众无不为之动容。而当保皇党头目发言时，听众愤然喊“打”。在《中兴日报》的强大舆论攻势下，《南洋总汇报》渐次理屈词穷，销路大跌，终为群众所厌弃。这一场论战，是早期《民报》、《新民丛报》之间的那场大论战的继续。它同样以保皇党人的失败而告终。经过这场论战，革命力量空前壮大，同数年前南洋当地侨胞“咸视革命党如蛇蝎”，革命党人甚至“不敢以真面目向人”的情况，形成了鲜明对比。在他们的宣传鼓动下，各地华侨踊跃捐款，仅南洋一带的华侨就支援革命经费达五六百万元之巨，为革命行动提供了极大的经济支援。