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与辛亥革命爆发--兼说辛亥前后蕲春籍报(2)

　　《大江报》与湖北新军

　　革命派的报纸舆论影响，最直接地体现在清朝新军中。湖北新军在建立之初是反革命的，曾对湖北人民的革命运动进行过残暴的镇压。然而在辛亥革命中，湖北新军却是武昌起义的主力，是“清王朝的掘墓人”。在新军从反革命武装转变为革命武装的过程中，詹大悲主持的《大江报》及其任总编辑的《商务报》在宣传转化新军中发挥了巨大的作用。

　　詹大悲，湖北蕲春人，他认为报纸是宣传革命的有力工具，是联络同志的手段。他主持的《大江报》，以新军中的士兵和下级军官为主要读者对象，旗帜鲜明，敢发惊人之语。《大江报》鼓吹革命，把对新军的秘密宣传和公开的革命鼓动结合起来，以新军士兵利益的维护者身份出现，对新军内部的不法和贪污舞弊等现象进行披露。军中的弊端，一经士兵到报社申诉，即予详细登载，痛加抨击。因此“军中官长畏报如虎，恨报刺骨，而士兵同志乃信仰益深，志向益坚”。

　　《大江报》在新军各标营设立分销处，发展个人订户，又赠送免费报纸供各营士兵阅览，以加强士兵在思想组织上的团结；在新军士兵和下级军官中发展特约记者、编辑和通讯员，报纸副总编辑何海鸣原来就是一位新军下级军官。《大江报》用大量篇幅反映新军士兵的疾苦，维护他们的利益。士兵们把《大江报》视为自己的喉舌，有什么事就去找报社、找编辑部反映和商量，报社经费发生困难时，士兵们节衣缩食捐款相助。在《大江报》的宣传影响下，许多士兵参加了当地的革命团体。到武昌起义前，新军中的革命党人已经发展到了5000人，占新军总数的三分之一，《大江报》的革命动员工作起到了举足轻重的作用。

　　詹大悲还担任了《商务报》总编辑，该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成为湖北新军群治学社的机关报，社员向《商务报》投稿，詹大悲总是优先予以刊载，并与其建立通讯联系，他的编辑室里常有士兵出入。当时，《商务报》被誉为“汉口报界之急先锋”。革命爆发前新军群治社以报馆为秘密联络点，并储存枪支弹药准备起事。《商务报》同《大江报》一样，在新军中宣传革命，维护新军士兵利益，凡军中有克扣军饷不合舆情之处，无不尽情暴露。《大江报》、《商务报》在詹大悲的主持下，积极宣传动员、细心组织教育湖北新军，使其最终在武昌起义中成为一支冲锋陷阵的革命力量，也把辛亥革命的舆论准备工作推向了高潮。

　　在湖北报人的舆论宣传作用下，武汉地区的革命气氛更加浓烈。而点燃革命导火索的，则是新闻史上著名的《大江报》案。《大江报》于1911年7月17日发表了该报副主笔何海鸣写的时评《亡中国者和平也》。文章怒斥清政府的假立宪和立宪派的“伏阙上书”，并指出：“如不亟起革命，必然招致亡国。”7月26日，《大江报》又发表黄侃撰写的言辞更为激烈的评论——《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

　　黄侃，字季刚，中国近现代著名学者，国学大师，辛亥革命参加者，革命报人。曾参与《民报》等报刊的编辑工作，并为多种报刊撰稿，亦为湖北蕲春县人。1911年7月25日，身为同盟会成员的黄侃自河南回蕲春，途经汉口，《大江报》主笔詹大悲设宴招待这位同乡好友，并诚邀黄侃为《大江报》写时评，黄侃挥毫泼墨，写下了这篇201字的战斗檄文：

　　“中国情势，事事皆现死机，处处皆成死境；膏肓之疾，已不可为。然犹上下醉梦，不知死期之将至。长日如年，昏沉虚度；软痈一朵，人人病夫。此时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唤醒四万万人之沉梦，亡国奴之官衔，行见人人欢戴而不自知耳。和平改革，既为事理所必无，次之则无规则之大乱，予人民以深创巨痛，使至于绝地，而顿易其亡国之观念，是亦无可奈何之希望。故大乱者，实今日救中国之妙药也。呜呼！爱国之志士乎！救亡之健儿乎！和平已无望矣。国危如是，男儿死耳！好自为之，毋令黄祖呼佞而已。”

　　文章一针见血地指出，中国已病入膏肓，非有极大之震动，极烈之改革，不能救中国；只有“大乱”即革命，才是拯救中国的唯一途径。文章恰与何海鸣时评相呼应。这篇文章一发表，犹如在一触即发的火药桶中装上了导火线。鄂督瑞徵极为震恐，立即以“淆乱政体，扰乱治安”的罪名，派军警查封《大江报》馆，逮捕詹大悲。第二天，《大江报》向全国各地发出专电：“敝报昨夕封禁，拘总理，乞伸公论。”一时舆论哗然，纷纷指责鄂督摧残言论的暴行，汉口各革命团体和报界工会集会抗议，许多新军士兵来到报馆表示声援。

　　《大江报》出版的时间虽然只有8个月，但它播下的革命火种却大放光芒。由于《大江报》被查封，激起了群众的怒火，整个武汉三镇的革命气氛达到了爆发点。就在该报被封的两个多月后的10月10日晚7时，驻武昌城内的新军工程营的革命党人打响了推翻清王朝的第一枪，武昌起义终于爆发。不难看出，以《大江报》为代表的革命报刊的新闻传播，在这次起义中起到了决定性的作用。如果说中国封建政权清王朝的灭亡是历史的必然，那么，它始溃于武昌新军之手，则似乎又是偶然；而辛亥革命武昌首义的“偶然”，正说明新闻传播推动历史进程的“必然”。

　　武昌起义爆发后，湖北报人在很短的时间内创办了几家报纸，宣传报道革命的消息，继续推动革命向前发展。其中影响最大的是由胡石庵创办的《大汉报》。

　　胡石庵是湖北天门人，武昌起义后，他创办的《大汉报》为起义后的第一家革命报纸，报道革命人民保卫武汉的情况。仅创刊号就印了一万多份，一周后激增至五万份。各地读者争相购阅，以至于在清廷控制下的京津地区，一份《大汉报》竟然卖到“五十金”，不少地区的报纸纷纷转载《大汉报》的消息，或翻印成传单秘密散发，为革命情势的迅速扩散起了推波助澜的作用。在革命危急时刻，《大汉报》曾在一日之内连发6份号外，报道军民获胜的消息，起到了鼓舞士气、稳定民心的作用。《大汉报》的新闻报道对保卫革命成果，稳定革命形势起了巨大的作用。