新闻传播与辛亥革命爆发--兼说辛亥前后蕲春籍报(3)

　　其他湖北报人也在革命危难之际纷纷办报抨击袁世凯窃国复辟的卑劣行为，挽救革命果实。临时政府北迁后，田桐对袁世凯的窃权极为愤慨，乃赴北京继续办《国光新闻》报。对袁世凯的专制独裁，阴谋暗算不断予以抨击和揭露。这些报人不但在整个辛亥革命过程中进行舆论鼓动，还积极参与革命的行动，其中不少人还是辛亥革命的中坚力量。詹大悲于辛亥革命前组织革命、宣传革命，武昌起义后主持汉口军政分府，功绩卓著。田桐为同盟会发起人之一，武昌起义时任革命军秘书长兼随军参谋。后但任了中国国民党广州特设办事处党务科主任，韶关大本营宣传处处长，直接协助孙中山从事革命宣传活动。

　　辛亥革命是一场震古烁今的革命运动，它推翻了清廷，颠覆了帝制，为中国人民实现彻底的民主革命开辟了道路。在这场具有深刻历史意义的革命中，詹大悲、田桐、胡石庵等报人敢为人之先，他们创办报纸宣传革命，鼓吹革命思想，发表激进文章，点燃革命烈火，发动群众，成为革命舆论先锋。这些报人参与了辛亥革命的整个过程，是革命中最坚强的力量，他们的办报活动是辛亥革命的重要组成部分，他们被时代赋予了重要的使命和责任，并在其中扮演了不可或缺的角色。

　　辛亥革命前后的蕲春籍报人

　　辛亥革命之爆发在湖北，与报刊的舆论鼓动分不开；又与当时激进的革命报刊多集中在湖北地区分不开。在辛亥革命前后的湖北报人中，蕲春籍人士又最多、影响最大。除上述先后主持或参与创办《二十世纪之支那》以及《民报》、《中兴日报》、《泗滨日报》、《国光新闻》的田桐；创办《大江报》、接办《汉口商务报》，以革命的舆论直接引发武昌首义的詹大悲；以一篇《大乱者救中国之妙药也》而吹响辛亥革命舆论号角的黄侃外，还有多位为新闻史研究者所忽略的人物，他们是：

　　蔡汇东，字达生，留日学生，在日本结识了黄兴、宋教仁、田桐等革命志士，倡言革命，思想激进。曾参与《二十世纪之支那》杂志的撰述。1905年8月27日，《二十世纪之支那》第二期首篇刊载了蔡汇东所撰写的时评《日本政客之经营中国谈》，抨击日本对我国东北的侵略，批判清政府的投降行径，呼吁国人警醒，救亡图存。此文激起了日本政府的恼怒，以“有害公安”的罪名没收全部杂志，禁止《二十世纪之支那》发行。此为辛亥革命前革命党人的一次重要的舆论活动。蔡汇东于辛亥革命前数月回国，参加了辛亥革命，曾出任黄兴战时总司令部法官，随黄兴参加了保卫阳、夏的战斗。

　　朱国钦，1905年曾在香港与保皇党第三号人物徐勤笔战，当时徐勤主办《商报》，朱国钦为《中国日报》编辑、撰稿人。朱国钦文笔犀利，辩锋泼辣，抨击清廷，提倡民族革命，在海外华侨中影响很大。辛亥革命时期，朱国钦继续任《中国日报》编辑。

　　洪淑龙，字九云，1910年在新加坡应荷属爪哇泗水埠学务总会聘，任华侨学校校长。后又应田桐之请，出任《泗滨日报》兼职副主笔。洪淑龙对副主笔之职甚是自负，曾在报馆门前撰写一联：“大丈夫发愤图强当如是也，好男儿当家作主岂不快哉。”横批为：“还我祖国”。洪淑龙参与了田桐与保皇党的论战，并在《泗滨日报》上发表了《驱邪论》、《辟夷论》等文，其文战斗力之强，震动了南洋，洪淑龙也因此与田桐一起，“互相灿耀于东亚、西欧之间”，成为南洋一带舆论宣传的双子星座。

　　方觉慧，字子樵，民国初年重要报人。1911年10月19日，辛亥革命湖北军政府机关报《中华民国公报》创刊，方觉慧任编辑，主笔政，或亲自撰文、或编辑稿件，传达政府旨意，鼓吹革命宏业，在国内外产生过巨大影响。1912年2月15日，《民心报》创刊，方觉慧为主笔。该报“以随时进化，确立民国前提为宗旨”，拥护孙中山、黄兴领导的南京临时政府，反对黎元洪把持的湖北政权。1912年4月15日，《震旦民报》创刊。年底，方觉慧出任报社副经理兼副主笔。方觉慧出言不殚，冷嘲热讽，批判袁世凯、黎元洪，拥护孙中山、黄兴，其人及《震旦民报》在当时舆论界均有很大影响。

　　辛亥革命前后，蕲春籍人士参与创办或主持经营、任主笔以及参与撰稿的报刊，据不完全统计，多达十五种，计有：《二十世纪之支那》（后改名《民报》，田桐、蔡汇东、黄侃）、《中兴日报》（田桐）、《泗滨日报》（田桐、洪淑龙）、《国风日报》（田桐）、《国光新闻》（田桐）、《国粹学报》（黄侃）、《大江报》（詹大悲、黄侃）、《中国日报》（朱国钦）、《汉口商务报》（詹大悲）、《大江白话报》（詹大悲）、《新汉报》（詹大悲）、《中华民国公报》（方觉慧）、《民心报》（方觉慧）、《震旦民报》（方觉慧）等。

　　蕲春地处鄂东，距离中心城市武汉仅百余公里，人杰地灵，尊师重教，民风淳朴，思想高尚。辛亥革命前后一批知识分子求学于武昌，经商于汉口，因同乡关系互相影响、凝聚，以致形成舆论风潮，从而推动社会变革。这应该是辛亥革命为什么会发生在地处鄂东的武昌的一个重要原因。在辛亥革命100周年的时候，我们除了探讨武昌首义中是谁打响了第一枪之类具体问题，更应该探讨新闻传播对革命的爆发所起的重要作用。我们应当细心搜罗当时的历史资料，认识这一奇特的历史现象，思考其中蕴涵的传播学命题，方不负先烈的流血牺牲，也期待史论之新发现。

　　（作者为武汉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教授、博士生导师；现任华中师范大学武汉传媒学院新闻传播学院院长）