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看民国报人的辛亥

　　《中国近百年史话》托始于十九世纪中叶，正当李鸿章所言“三千年未有之变局”的时刻，也就是一般意义上中国近代史的开端，收尾至抗战军兴，纵贯晚清到民国。[1]就本书结构而言，首章“前词”概述了十九世纪中国的图景，接下来的21节则依时间顺序展开，粗线条地勾勒出李鸿章、康有为、梁启超、孙中山、章太炎、袁世凯等重要历史人物和甲午海战、洋务运动、戊戌变法、辛亥革命、二次革命、五四运动等重大历史事件交织出的中国近百年史。

　　将这百年人与事串联起来的真正主线是遭遇西方之后的民族主义。鸦片战争中看到西方的坚船利炮，发起洋务运动，学习西方科技的器物革新，为民族之第一步的觉悟；甲午战败后，康梁的维新运动和孙中山、章太炎的同盟会革命为代表的制度革新，是民族的第二步觉悟；辛亥革命后的混乱政局催生了从社会根底最深处的社会文化革命，即以“五四运动”为开端的第三步觉悟。

　　《中国近百年史话》虽然只是一本五六万字的近代史普及读物，却也颇有其特点：首先，它没有教科书的枯燥和古板，文笔流畅，简洁生动，以小见大，深入浅出，旁征博引，文史并蓄。如黄遵宪为甲午之战的慷慨悲歌《悲平壤》、《哀旅顺》、《哭威海》；鲁迅的杂文《阿Q正传》以及诗文等都成为作者挥毫泼墨的素材，极具有可读性。

　　第二，史观明确，持论公允。曹聚仁说：“我非文人，只是以史人的地位，在文坛一角上作一孤立的看客而已。”[2]《中国近百年史话》的确践履了史人之责——不掩恶，不虚美，揆度人物的标准与尺度，彰显了史学家精湛的史识和明确的史观，不论曹聚仁的政治立场如何，本书折射了一个史人的学术良心。

　　一、曹聚仁笔下中国近百年史上的辛亥革命

　　纵览中国近代史的长河，第二次鸦片战争后，清廷着手洋务以自强，带动了民族资本主义的发展和民族资产阶级的萌生。甲午战败宣告洋务运动的破产，初起的软弱的资产阶级面对空前严重的民族危机发起了在现存统治秩序下维新变法的政治运动，由上而下的变革再次破灭，历史渐次走向辛亥革命。

　　1.曹聚仁笔下的辛亥革命

　　尽管集报人、学者、作家多种身份于一身，曹聚仁却多次以“治史学的”[2]385自居。在《中国近百年史话》中，曹聚仁这样为辛亥革命的爆发做铺垫：“康的改革运动，表面上活跃得很厉害，实在是没有根的。”[3]24“康有为想在如一片散沙的士大夫的基础上建造新的政治制度，戊戌政变说明此路不通。[1]26“康梁的保皇运动，初亦颇能煽动人心，时局的情势愈坏，温和的改良主义，愈不能使人满意，大家愈希望‘元宝大翻身’，彻底的革命一下。”[1]37这样的社会背景书写了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与其无可辩驳的进步意义。

　　单就辛亥革命的意义而言，在简述武昌起义的经过之后，曹聚仁感慨：

　　“所谓‘先声夺人’，‘革命’的事，就是这么儿戏，也就是这么伟大的！”[1]45

　　“到了辛亥革命成功以后，大家又有了进一步的觉悟，知道我不如人，也不仅由于政治组织不如人，在于社会组织不健全，以及建筑在这一基础上的教育、文化、艺术各个方面的‘落后’，这便是五四以后的社会文化运动，进而走上社会革命的阶段。”[1]97在此，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已被延伸至其给整个中国所带了的思想变革。

　　同时，曹聚仁也指出，从南京临时政府向袁世凯（及其背后的帝国主义）妥协的那一刻起，辛亥革命失败了。[1]97辛亥革命没有带来真正的民主政治：“洪宪帝制失败后，洪述祖①才受到法律制裁判处死刑。法律必须于权力失效后才发生效力，这便是对于民主政治的讽刺。”[1]61

　　关于革命失败的原因，曹聚仁认为，促成革命的三股力量（革命派、北洋新军和立宪派）的分裂，尤其是立宪派的投机直接导致革命政权落入军阀派手中；革命党内部的分歧也是原因之一。清朝政权被推倒之后，革命派与北洋派便对立起来。北洋新军在那时举足轻重，为袁世凯掌握，是他“最大的本钱[1]49。至于立宪派，在第13章《革命之梦》中，曹聚仁引述了高一涵的评论：“‘这党宗旨在和平改革，无论什么时代，只要容许他们活动，他们都可俯首迁就；到了他们不能活动的时期，也可偶然加入革命党；但是时局一定，他们仍然依附势力，托庇势力之下以从事活动。’这是很确切的评论，因为立宪派的精神性质上是这样，所以，自推倒清朝帝制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党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而立宪派则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1]54

　　综上所述，在曹聚仁的《中国近百年史话》中，辛亥革命爆发的历史必然性、带来政治变革与思想变革的伟大意义得到肯定。同时，作者也认为，革命力量的分裂和革命派内部的分歧最终使得政权旁落，民主共和成为泡影，革命承诺的“好梦”[1]51也破碎了。

　　这样的历史诠释与评价与传统史学的观点基本契合。

　　2.传统史学视角下的辛亥革命

　　在任何一本传统而权威的近代史著作中，关于辛亥革命都有类似这样的一段评价：辛亥革命，没有改变帝国主义列强统治下半殖民地半封建的中国，没能产生预期的独立和民主，但首先，它推翻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在中国的国土上竖起了民主共和国的旗帜。此后，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毛泽东在《新民主主义论》中指出，辛亥革命是“在比较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反对帝国主义和封建势力，为了建设一个独立的民主主义的社会而斗争"[3]的革命。太平天国、戊戌变法和义和团运动，都含有反对外国侵略者、反对封建势力的意义，但是资产阶级和小资产阶级领导的辛亥革命是在更完全的意义上开始了这个革命。

　　其次，辛亥革命的进步意义还表现在一些与封建专制制度相联系的风俗习惯得到改变。比如象征清朝统治的辫发之制被废除，人们纷纷剪掉被洋人讥讽为“猪尾巴”的辫子；原先的所谓大人、大老爷的称呼被先生所取代；跪拜磕头礼被取消，人们相见改为鞠躬等。

　　3.时下有关辛亥革命的论调

　　时下中国一些史学家和评论家在谈论百年前的辛亥革命时，看法却有了很大的变化。有学者认为，不建议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过度夸大，辛亥革命并没有太多的功绩。原因在于，首先，清末新政收效明显，如果继续下去，中国发展会顺利得多；其次，革命打断了改革，直接造成社会的混乱与腐败，为此国家和人民付出了巨大的代价；最后，传统上说辛亥革命结束了两千多年的封建帝制，不算是功劳，因为“从现代政治的角度来看，有没有皇帝无足轻重，后来虽号称民国，标榜共和，实际上的专制统治者——大小皇帝比比皆是。所以，这个说法是不准确的。”[4]

　　然而，关于清末新政收效明显，如果得以继续，中国发展会顺利得多的假设，应是没有顾及国际垄断资本主义进入帝国主义阶段，疯狂瓜分东亚国家（中国）的宏大历史语境。曹聚仁在《中国近百年史话》中写道，“慈禧痛恶新政（按：戊戌变法），一切都向牛角尖去钻；戊戌政变的余波所及，凡属报馆皆在封禁之列。”[1]29但经过庚子风云，清廷不得不另行“新政”以自保，此“新政”改革内容多照搬戊戌变法，却不触及政体改革，引起倡导立宪者和国人的普遍不满②，预示了清末新政的破产。关于革命后的混乱政局，曹聚仁认为：“形式上，革命党战胜了立宪派，事实上则是宪政派和北洋派相结合，再成为革命党的政敌，乃有民初迭起的政潮。”[1]39且由于帝国主义发展不平衡，其各自支持下的军阀为争夺权力和领地兵戎相向，也是不可忽视的原因。关于民初之后比比皆是的大小皇帝，正如胡绳所言，任何违反民主的潮流，要在中国恢复帝制和建立独裁统治的人和政治集团，都不能不遭到人民的反对而归于失败。所以，无论是通过“一面向清廷要挟，一面向革命党敲诈”[1]49实现“阴谋上大胜利”[1]50的袁世凯，还是上演复辟闹剧的张勋，都很快归于失败。辛亥革命结束封建帝制的意义不言而喻。