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看民国报人的辛亥(2)
辛亥革命网 2014-03-06 00:00 来源：新闻春秋 作者：李松蕾 查看：
二、曹聚仁笔下的孙中山
1.曹聚仁笔下的“革命之父” [1]27
传统史学研究一般认为，孙中山一生的功绩主要表现在三个方面：建立革命组织，发动武装起义；与保皇党人论战，扩大革命影响；建立中华民国。
曹聚仁以生动的比喻在书中第七章《西医孙中山》开篇写道：“中华民族，这个老太爷，就因积痞太多，沉疴难治，那位中西合璧的走方郎中康圣人，想进一剂轻泻剂，替他清一清肠胃；无奈府中三姑六婆太多，只怕丢了饭碗，包围着这位老太爷，叫他非依旧吃香灰仙丹不可。这剂轻泻药，只吃了一帖，便丢向窗外去了。香灰仙丹，毕竟是吃不得的；老病人气喘肚胀，朝不保夕。腹中积痞愈多，其势非开刀不可。这时，天涯海角，远远的又来了一位西医，孙中山。”[1]25
曹聚仁指出，康有为的《大同书》认定士大夫阶级是社会的中间，想在士大夫的基础上建造新的宫殿，但“士大夫是‘游离分子’，正如一片沙滩，造不成什么建筑。戊戌政变，便是明证。”[1]26于是，看到农民的力量，“敢于立志革命”[1]26的孙中山为病入膏肓的中华民族开出了药方：“……他替中华民族诊断的结果，也以为非开刀不可。第一刀要割去那段盲肠——皇帝，免得残余器官发炎作怪。第二刀要洗清肠胃积痞，官僚主义，免得上下阻隔，无法滋补。从光绪十一年到辛亥革命，这二十多年间，他做割盲肠的工作，大体已告成功。从辛亥革命到民国十四年，他做洗涤积痞工作，事业未半，而他自己的肝脏炎发，在北京协和医院去世了。”[1]26
换句话说，从1885年至1911年的20多年间，孙中山领导革命者废除了帝制；从中华民国建立到1925年北伐前夕，孙中山毕其精力维护民主与共和。这便是曹聚仁对孙中山一生功绩的评价。
曹聚仁认为，历史最终证明孙中山领导的辛亥革命确是良方：“到一九二四年，中华老太爷，才进服第一帖西药。每当孙郎中开出药方的时候，老病人的家人，无不瞠目结舌，以为药性太猛，老年人吃不得。过去一看，才明白非吃那猛药不可，可是老太爷的病情又加重了。”[1]27
至于孙中山是否领导了武昌起义，曹聚仁写道：
“武昌起义当日，黄兴尚未到达汉口，孙中山远在海外；异军苍头突起，只能算是同盟会的友军；（共进会首领，在湘为焦达丰，在鄂为孙武居正）但革命精神的号召，还是从孙中山而来，他在那时，就成为不争的革命领袖”[1]44
《中国近百年史话》一书还指出，即使在民国初年的混乱政局中，孙中山依然不改初衷。“民元革命的力量一直在分化分合中；孙中山，他依然是革命派的领袖，但他的革命同志，大多数迁就事实，愿意通过袁世凯的关系来巩固自己的政权。”[1]54。所以，孙中山是毋庸置疑的革命之父和民国之父。
2.时下有关孙中山的评价
有论者认为孙中山称不上中华民国的“国父”②，原因在于，其一，中华民国是革命派、立宪派和北洋实力派三者联手的产物，不是孙中山手创。其二，武昌起义，主要是当地秘密革命组织文学社、共进会发动的，他们与同盟会关系并不密切，显然与孙中山没有多大关系。
清朝政权，的确是在革命党、北洋派新军和立宪派的地方力量三者联合战线下推倒的，但正如曹聚仁在书中所言，“自推倒满清帝制以来，中国政治上的斗争，常常是革命党和军阀官僚派对抗的斗争，而立宪派则处于因利乘便的地位，民国初期的政治形势，大略如此。”[1]54至于孙中山与武昌起义的关系，正如前文所述，曹聚仁认为，武昌起义当日，孙中山的确远在海外；共进会与文学社，也只能算是同盟会的友军。“但革命精神的号召，还是从孙中山而来，他在那时，就成为不争的革命领袖”。[1]44在此之前，孙中山策划和领导的十次武装起义都可算是武昌起义铺垫。曹聚仁还提到，正是由于革命党的舆论鼓吹，“若干城市，事实上的独立，都比电讯迟五天十天不等，”“满清政府，一半也就是给这些吓昏了的。”[1]45
一位自称“钟摆式”、崇尚“乌鸦主义”、政治立场飘忽的著名报人曹聚仁，对辛亥革命和孙中山如此定位，反观今日部分学人和媒体随意质疑辛亥革命的意义、“推翻”孙中山国父地位的论调，不能不让人深刻反思历史研究和评价何以至此。
