从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看民国报人的辛亥(3)

　　三、《中国近百年史话》的启示：历史研究与评价

　　综合上述关于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的历史评述，不难发现以下两种倾向的影响，其一是主观随意解读历史，这涉及史实与史观、论与据的根本问题；另外是疏离宏大历史语境下部分研究者只重细节不重整体的倾向。

　　学习与研究历史，一要弄清史实，二要有科学的史观。[5]所谓史观是立足于基本的历史事实和坐标，对于是非对错的价值判断。正如历史学家克拉克所言，“一部历史书与仅仅是一堆有关过去的报道之间的区别之一，就是历史学家经常运用判断力”，[6]“就历史学而言，我们可以断定，如果说它是一门科学的话，它是一门从事评价的科学。"[6]31“任何历史的研究都要面对一个问题——怎样看清历史事件的本质，把握历史发展的主线。我们不能想当然，不能因个人主观意愿和看法而臆造，也不能牵强附会地随意得出结论”。[5]73明确的科学的史观是避免史学研究任由研究者个人解读，陷入个人主义偏差的重要前提。历史是科学的，承认研究成果中的个人特色，但不能“主观剪裁史实，强史料以就我”。[7]

　　19世纪末20世纪初，西方实证史学式微，新历史主义崛起。由于实证史学单纯进行史料考证的局限性，新史学提出对人类社会生活的各个方面进行综合性的考察，提倡多学科的研究方法和多元化的思维模式。新史学的核心是强调认识主体在历史认识中的能动作用，强调认识主体与客体之间难以分离。正如波普尔坚称的那样，“没有历史是完全符合史实发生时的真相的”[8]，只能有对历史的解释，而且没有一种解释是最后的解释，因此，每一代都有权利来做出自己的解释。[9]新史学强调从主观出发，具有片面性，但它并不否定客观呈现历史过程的必要性。对于史学研究主体而言，如果不将理论回溯到其产生的历史和社会语境中，新史学很容易被庸俗化地理解为历史是史学家写的，不是发生过的往事，史学家可以任意写就任何历史，无拘无束。尤其是在新史学遭遇企图一举尽毁西方学术传统而后已的后现代主义之后，历史被认为没有真理、客观和真实，历史只是推论、意识形态的化身和史学家的语言游戏。[8]2

　　对历史随意解读的另外一个成因是对史学方法认知不清。不知有自错综复杂的文献以重建过去的史学方法；不知史学家有精确叙事和解释过去的史学方法；不知有设身处地理解历史的史学方法。[8]3史学家杜维运指出，史学方法不仅指引史学家种种史学技术，同时也指引极有价值的史学原理：如治史的基本态度上，应“多闻阙疑，慎言其余”；选择史料应置原件予优先地位；考证史料应“旁参互证”、虚心以求，平情论述，以同情的想象，为古人设身处地。[8]2史学研究很难做到没有个人色彩，但因而否定实证史学的方法也是不可取的。著名史学家金冲及认为，我们应该对辛亥革命的历史功绩做出客观冷静而全面的评估，这种评估是不易的，他引用参加过辛亥革命的林伯渠在六十年前说过的话，“对于许多未经过帝王之治的青年，辛亥革命的政治意义是常被过低估计的。这并不足怪，因为他们没看到推翻几千年因袭下来的专制政体是多么不易的一件事。”[10]

　　明确而科学的史观是前提和基础，可以防止历史研究和评价变得无的放矢。有学者以“政治合法性”为关键词，借明治维新的正当性为参照，指出“辛亥革命主事者思虑不周，私心自用，让中国随后面临外辱内患不息，还要再经历1949年的另一次革命，此后的反右、大跃进，中国人非正常死亡数目超越二次大战，文化大革命更把中国推入深渊。”[11]最终，得出辛亥革命“不正当性”的结论。“正当性”是如何界定的呢？文章写道：“明治维新这场革命的政治正当性，可以从日本在革命后迅速现代化，工业化，尔后在1894甲午战争打败清廷，在1905年日俄战争制服俄罗斯得到确认。”同[11]在文章的作者看来，“革命的正当性”不是实现正义和恢复秩序，其衡量标准是变成工业化强国、强势侵略性的政府和侵略成果，对外扩张成了革命成果的一大注脚，弱肉强食的强盗逻辑和丛林法则尽显其间，这是值得商榷的。

　　此外，疏离宏大历史语境后部分研究只重细节不重整体的倾向是历史评价出现偏差的另一原因。章士钊在1962年说：“今之论士，语涉辛亥革命，往往过于夸张，估计成功二字，溢量殆不知何许。”[12]有研究者依此作为今时今日夸大辛亥革命功绩的证据之一，但却没有阐述章士钊此话产生的历史情境和上下文背景。

　　史学研究者认为，挖掘历史细节的风向源于对历史研究“宏大叙事”③的反思，近年来，史学界检讨过去一个时期史学研究对意识形态的简单认同和机械诠释，试图弥补史学研究忽视社会底层的疏漏，凸出史学研究科学化的诉求，出现了反思“宏大叙事”、挖掘历史细节的潮流，促进了历史研究的具体化和科学化，拓展了历史研究的空间，然而，有如前文中有学者和媒体评论辛亥革命和孙中山，疏离历史语境，只重细节不重整体的琐碎化倾向也随之出现。

　　深挖细节的具体的历史研究并不意味着一定要疏离宏大的历史语境。研究者可以探索并正确地处理意识形态与学术诉求、个案研究与整体关照、见微知著与宏观把握的关系。理想状态下，史学家追求史学的客观性和独立性，拒绝流于社会政治的附庸，提倡深入细致地研究历史具体问题，避免大而无当的研究选题和凿空之论。而且，对于历史细节的挖掘和研究，首先要植入到具体的历史语境之中，具备历史整体的视野，论据（史料）的选择不可断章取义。回归历史语境，尤其应注意的是：史学者应在具体的个案研究中具有“宏大叙事”的视野，不忘整体性和综合性的关怀；在规避“宏大叙事”的自标中，不应把纠缠于细枝末节的研究取向当作举足轻重的未来事业。正如桑兵在《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一书里，在论及分科治学后学术细碎化与整体性问题时所说的那样，“历史既为有机联系的整体，历史的时空联系既然无限延伸，从任何一点切入，都必须探察联系无限延续的人与事，因而进入之前必须把握整体，进入之后须有整体观念和眼界，如此才能深入、适当。”[7]9

　　【作者简介】李松蕾，北京大学新闻与传播学院博士研究生，北京大学世界华文传媒研究中心助理研究员（北京　100871）。

　　注释：

　　①洪述祖时任国务院秘书，是“宋教仁案”的凶手，参见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60页

　　②《悲无人》，见《大公报》1903年9月5日。

　　③所谓“宏大叙事”，来源于传统史学（旧史学），这种精英史学从上层入手，铺垫宏大历史语境，着重成就、事业和深具整体意义。关于历史研究的“宏大叙事”与琐碎化倾向，参见侯春燕《论史学研究的琐碎化》[N]，《光明日报》，2010年10月26日。

　　【参考文献】

　　[1]曹聚仁.中国近百年史话[M].北京：生活·读书·新知三联书店，2008年，1.

　　[2]曹聚仁.文坛五十年[M].上海：东方出版中心，2006年，3.

　　[3]胡绳.从鸦片战争到五四运动[M].北京：红旗出版社，1982年，第640页。

　　[4]袁伟时.清末新政改革比辛亥革命还重要[OL]. http://news.qq.com/zt2011/ywsxh/second.htm, 2011年10月4日.

　　[5]卓南生.新闻传播史研究的“诱惑”与“陷阱”——与中国青年谈治史的苦与乐[J].国际新闻界.2002(3)，72.

　　[6][英]克拉克.新编剑桥世界近代史第1卷[M].中国社会科学院世界历史研究所组、张文华等译.北京：中国社会科学出版社，1999年，22.

　　[7]桑兵.晚清民国的学人与学术[M].北京：中华书局，2008年，9.

　　[8]杜维运.史学方法论[M].北京：北京大学出版社，2006年，35.

　　[9]程曼丽.也谈新史学：关于新闻史研究的若干思考[J].《新闻大学》，2007年第3期，18.

　　[10]金冲及.现在可以更全面评价辛亥革命了[OL].新华网http://news. xinhuanet.com/observation/2011—03/01/c_121133274.htm, 2011年3月1日.

　　[11]蔡孟翰.辛亥革命——现代中国政治的合法性问题[N].联合早报，2011年10月17日.

　　[12]袁伟时.帝国落日晚清大变局[M].南昌：江西人民出版社2003年，445.^