萍浏醴起义及其历史意义

　　为纪念萍浏醴起义八十周年，我们访问了一些知情老人，收集了一些口碑史料。由此我们认定，这次起义是同盟会领导的具有民族民主革命性质的革命运动，是辛亥革命的前奏。有些历史资料把这次起义贬低为会党造反或饥民闹事，是不对的。

　　现将萍浏醴起义以及醴陵有关起义的情况，分述如下：

　　一、长沙起义对萍浏醴起义的影响

　　光绪二十九年（一九0三年），黄兴自日本回长沙，于九月初四（十月二十四日）成立华兴会，并创立了两个小团体，一叫“同仇会”，专门联络哥老会参加起义的机构，与会党有广泛的社会联系，举事时可以召之即来，散之无踪；一叫“黄汉会”，专为策动军队起义的机构。还在上海设立爱国协会，结纳仁人志士，学者名流，明里开展学术活动，暗中与海外联系，筹购武器。光绪三十年(一九0四年)黄兴派刘揆一去醴陵策动哥老会闽、赣、湘、鄂四省首领马福益参加华兴会，马福益接受了华兴会的主张，欣然参加。同年春天，黄兴偕刘揆一在湘潭茶园铺矿山一岩洞中，与马福益秘密会晤，议决于九月三十日（十一月六日）乘清西太后七十生辰举行长沙起义。后因事机不密，官方严加戒备，起义军队无法调集，华兴会的秘密机关遂被破坏，武器被查抄，起义宣告失败。黄兴，刘揆一逃往上海，马福益逃往广西。光绪三十一年（一九0五年）春，马福益潜返湖南，计划集会党之精锐于洪江，图谋再举，并派谢受琪赴上海与黄兴联络，望助军械，派人指挥。黄兴遂率刘揆一、谢受其回湘，由汉阳运军械沿沅江至沅陵而事泄。三月中旬，马福益在醴陵阳三石火车站附近被捕（有些史料中误为在湘潭或在萍乡火车站），三月十六日（四月二十日）在长沙浏阳门外就义。马福益遇害后，萍浏醴一带的会党失去了核心领导。当时在醴陵的哥老会以龚春台为首领，萍乡安源一带以肖克昌为首领，浏阳普迹一带以冯乃古（原名黎洪坚）为首领，浏阳东乡的洪福会以姜守旦为首领，各有党众数千人。还有武教师会龙人杰，陈仁初，饶有寿，万木匠、廖叔保等为首。各有门徒数百人。这些人各立山堂，自成门户，虽互相紧密联系，然派系分立，不相统率，各行其是。但会党传统的“灭满复明”宗旨和誓为马福益报仇的思想是一致的。醴陵的哥老会又分三大支：东乡麻石的码头官为李金奇，白兔潭、浦口市、峤岭、富里，官寮（今南桥乡），潼塘，金刚头、大瑶、高家台，上栗市一带的哥老会党徒皆属之，势力最大，拥众约数千人；西乡神福港的码头官为李香阁，渌口，株洲、瓦子坪一带会党皆属之；北乡官庄码头官为谭石基，邓家渡、板杉铺及浏阳边界一带党徒皆属之。这三路都尊龚春台为大哥，总机关设在麻石，均系马福益的裔派，为马福益报仇的思想最迫切。由于马福益加入华兴会后担任了少将、副总指挥，并掌握会党事务，黄兴还曾派刘揆一任醴陵渌江书院讲习，暗中与马福益联系，接受华兴会的革命思想影响较早。龚春台、李金奇、李香阁，谭石基等认为要替马福益报仇与革命党人合作是必要的，可以得到军械和新军的帮助，所以与革命党人的联系并未因长沙起义失败而中断。如同盟会员留日学生宁仙霞（即宁调元）、张季真（又名张恒）都曾回醴陵与会党秘密联系过。同盟会员焦达峰（浏阳人）还担任过李金奇麻石总部的联络参谋，所以革命党人与会党的关系是紧密的。

　　二、整振会党酝酿再举义旗

　　光绪三十二年（一九0六年）春，黄兴得知湖南革命党人正酝酿再举义旗，而会党报仇发难亦迫在眉睫，认为机不可失，乃派刘道一、蔡绍南、彭帮栋，成帮杰等回湖南运动军队，重振会觉，以图再举。刘道一、成帮杰等抵长沙后，议定起义方略：“今欲规取省城，当与会党和军队同时并举为上策，而会党发难，军队响应为下策。”因而决定运动浏阳、醴陵、萍乡等县会党与驻长沙的军队联合。并推刘道一留驻长沙，掌握全盘，负责与同盟会东京本部联系。蔡绍南赴萍浏醴地区联络会党，蔡绍南经禹之模介绍与萍乡上栗市人魏宗铨结识，利用魏家在上栗市开设全胜纸笔店为掩护。魏宗铨家富而倾向革命，且与萍浏醴一带会党头目有交往。刘揆一、蔡绍南伪装富商，常往魏宗铨店内去，并得魏宗铨介绍龚春台结识。刘、蔡向他宣传同盟会的革命思想和政纲，龚春台欣然接受，并邀得萍浏醴各地哥老会头目与刘、蔡会晤。他们顺应哥老会各头目为马福益报仇的思想，极力主张哥老会各派联合起来，团结一致反对满清。这一主张首先获得哥老会与武教师会首领的赞成。在萍乡之蕉源举行两派联合会议，订下“誓死同盟，灭满兴汉”的纲领。会议立六龙山，号洪江会，推龚春台为大哥。魏宗铨以做冥寿为掩护，在其纸笔店打道场三天，实则集两派诸头目，由大哥龚春台主持开山典礼，以忠孝仁义堂为最高机关，下设文案、钱库、总管、训练、执法、交通、武库、巡查为内八堂；又设一、二、三、四、五、六、七、八路码头为外八堂；再下则设红旗、跑风各职。红旗司下级组织，跑风司侦察通讯。另在麻石设活动机关（麻石地处萍浏醴交界，隶属醴陵），又以上栗市全胜纸笔店为招待会友及筹划经费之所。蔡绍南、魏宗铨住店主持，刘道一仍回长沙主持全盘。

　　三、事泄李金奇死难

　　由于醴陵会党为马福益报仇心切，各地会党常在晚上利用庙宇、神寺聚集会员开会，扬言要攻打县衙门，杀尽贪官污吏，为马福益报仇；还利用僧侣、道士、看相算命等类人到处散布“天下即将大乱，洪家（洪江会人）自有天神保佑，百事其昌”。因此，地方富室乡绅惶恐万分，纷纷逃往醴陵城避难，以致泄露机密，引起醴陵知县汪文溥的警惕。汪知县一面指挥巡防营加强戒备，并派部分巡防营士兵进驻白兔潭，以防不测；一面向湖南巡抚告急，请求增派巡防营来醴陵进剿。